我現名範明，原名郝克勇，字若庸，小名郝永生，曾用筆名誌均。1914年12月4日（陰曆十月十八日）生於陝西省臨潼縣櫟陽鎮郝邢村。
克勇這個名字，記得大約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我的八祖母（親祖母）逝世後所出的訃文上，按家譜我這一輩為“克”字輩，就給我的大哥起名克俊、二哥起名克傑，給我起名克勇，我弟弟起名克順。
我的家是個農村家庭。我的家鄉櫟陽，曾是古代秦國的都城。據史書記載：秦“獻公即位（公元前382年）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並於“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櫟陽”。秦獻公卒，秦孝公即位，曆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就在櫟陽。變法令未公布之前，為了取信於民，采取了“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南寺），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複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這個遺址就是現在櫟陽的南寺。曆史上第二個與櫟陽有關的大事，就是項羽入關，封了王，其中“立司馬欣為塞王，王鹹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章邯為雍王，王鹹陽以西，都廢兵（槐裏）。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後，劉邦率兵占領了整個關中，接著率軍東出潼關與項羽打仗，開始建都櫟陽，留蕭何，“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成了漢王劉邦的大後方。以後劉邦建未央宮將都會移長安，把他的父親封到櫟陽。其北二裏許的卷子堡即當時蕭何收取秦朝的檔案卷宗保存在這卷子宮裏。後落為梁氏家族居地，故名卷子堡。我的老伴梁楓即此村人。
櫟陽的地理位置在渭河以北，與高陵、三原、涇陽連成一片，地麵廣闊平坦，土地肥沃。櫟陽南望秦嶺（南山），北為橋山（北山），西北為嵯峨山。通過郝、邢兩堡之間有條官道大路，唐朝的開國皇帝李淵的陵寢就在櫟陽以北的三原縣徐木鄉永和村，為修建這個皇帝陵，派軍隊從渭河一直擺到北塬，由人傳送沙袋，使從渭河經櫟陽至北塬沿途撒的沙子成了一條路，就叫唐沙路，又名陽官道。
從涇陽、三原、高陵到我們家鄉櫟陽這一馬平川的土地上，是我國水利史上著名的鄭國渠灌溉的地方。這就是秦始皇時，韓國派了一位水利專家鄭國到秦國做間諜，鄭國到了秦國，就說服秦始皇動員人去引涇河水修渠灌溉，以致抽不出兵力東征，結果把渠修成了。這時發覺鄭國原來是個間諜，秦始皇要殺鄭國，鄭國說：“開始我是作為間諜來的，但為秦國修了渠灌溉田地也是為秦國做了好事。”秦始皇聽後沒有殺他，就讓他負責把渠修成。以後渠修成了可灌四萬餘頃良田，於是給渠起名鄭國渠。因為有了鄭國渠，渭北的涇陽、三原、高陵和臨潼的櫟陽糧食產量大增，所以就把這些地稱作“白菜心”。在我的家鄉仍留有鄭國渠的遺跡，渠已經不見了，但有些地卻稱南渠梁、中渠梁、北渠梁或者南鬥門、北鬥門等等渠的名稱。這個渠沒有了，我們那裏成了旱地，靠天吃飯，天不下雨就顆粒不收，農民的說法就是年饉來了。
以後櫟陽曾更名萬年，設萬年縣，再後來地區劃分，將櫟陽劃歸臨潼縣，它成了縣下的一個鎮——櫟陽鎮，算是渭北的一個有名的鎮。距離櫟陽鎮西八裏之處，就是我的家鄉郝邢村，郝姓與邢姓各建城堡，郝姓城堡內全是姓郝的。
從我3歲能記事起，我的家是一個號稱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鼎盛時期，有50多口人，擁有400多畝土地，一座油坊，一座粉坊，有馬、騾、牛、驢等大牲口幾十頭，兩輛大車和一輛轎車，雇有八九個長工。在郝家城堡內，我的家最大最富。這個城堡的牆很高、很寬，牆的寬度以至於可以在上麵行車走馬。城牆上壘有槍眼，城牆外是去高陵、三原的官道大路。城堡內有大澇池，有兩棵四個人摟那麼粗的古槐樹。朝著城堡的城門很高很大、房屋很多的兩院住宅就是我的家。門前有一對大石滾，兩旁裝有兩個石鼓，砌著五個石台階，距地麵約三四尺高。房很高很大，屋簷很寬。門楣上掛著三塊黑漆金字北魏體的大匾，正中是“耕讀傳家”，兩側分別是“公正可風”和“德高望重”。宅院寬大甚深，最後是正廳，大廳上高懸“裕德堂”三字。正廳東西兩邊的粉壁上掛滿字畫，西邊掛滿了鬆竹梅、山水、二十四孝圖等；東邊掛有相傳為嶽飛書寫的諸葛亮《出師表》和陝西著名翰林白遇道所寫的《朱子家訓》、牛昭嵐（牛才子）所寫的《蘭亭序》等。這就是當時向鄉裏所炫耀的東字西畫。大廳中間的牆上掛著神軸（卷），即各代祖先神軸。每逢婚喪大典和春節，不僅都要全幅掛起來，並且還要由父兄輩中有功名或有學問的長者，向我們一群在私塾專館上學的子弟講解背誦朱子家訓和灑掃應對敬酒、轉角換手等繁文縟節一大套，並以此作為選才培養的標準，分別為上學、經商、留家務農三大類。庭院裏還有一座藏書樓，收集了很多線裝古書。我小時候就是臨摹門上的匾，學寫毛筆字並到藏書樓讀古書的。當地一位很有名的老先生劉明齋指著大門上“公正可風”的匾常對人說：“這個‘公正可風’是有點來曆的啊！”
相傳我的祖先是山西榮火縣人，大概在明朝時，從山西遷移到陝西的，以後又定居櫟陽的。那以前的事甚為渺茫，我也說不清楚。
我聽說我們這個大家是在清朝同治年間以後，由我祖先兄弟七人共同創建起來的。
大概在鹹豐末年，我的這個家很窮，爺爺兄弟七人，住在郝邢村西村外的一個破地窯裏。隻有五六畝地。我國西北地區的黃土高原上，土層極厚，有的厚達數十丈，利用這種高原黃土的黏性和“壁立性”，農民常常依崖鑿洞而穴居。沒有山崖，就平地挖出一個大方坑，在坑的三側鑿洞，一邊修坡下窯，叫做“地窯”。我的祖父們就住在這樣一個地窯裏。按照宗族的排行，我的祖父排老八，稱八爺，其他有六爺、九爺、十爺、十二爺（除去十稱二爺）等等，我的祖父八爺是個著名的木匠，九爺是鐵匠，十爺種地以後賣蒿子，二爺在漢中經商，六爺是榨油的梁頭（即打油的技師）。除十爺種地在家外，其餘都給柳村財東綽號叫“西北風”的朱姓做長工，六爺是我家的主要創業人。這些祖父早年去世，我沒有見過麵，隻有十爺大約在我5歲時也去世了，我隻是模模糊糊記得，這是一位常常帶著他的小孫子割草、拾糞的老人。
六爺個子很高，身子很結實，力氣特別大，是個有名的油坊梁頭，飯量也特別大，吃蒸饃能吃6個，吃撈麵條不用大碗，用比耀州大老碗還大的黃瓷盆。一頓飯要吃2斤糧。這時，他給姓朱的大財東家開的油坊當梁頭。農村手工式的油坊，是一種木結構，一根比房屋大梁還要粗，約三丈長的大梁，一頭掛上一個石碌碡用滑輪把梁升高，不斷給梁加木楔子，加大梁的力量。六爺就是掌握榨油技術和能把楔子打得深和多的榨油工，農村稱“梁頭”。因為他的技術高，力氣大，由他掌管蒸榨油原料（棉子、菜子），做榨油打楔子等既要力氣又要有技術的活時，他總比別的梁頭要多出20斤油，因此很受姓朱的財東器重，將他的女兒嫁給我六爺，這位財東姑娘就是我的六祖母。
六爺雖然沒有文化，卻是個聰明人，他心中有數。他明白財東看中了他，絕不是看上了他這個一無所有的人，而是看上了他的榨油技術。在封建宗法製度裏，女婿不過是個外人，主人把女兒嫁給他並不是保證他不受窮，倒是更便於使用他這個勞動力。但他已經成了家，他心中有自己打算，要創業。他自己拚命地幹，白天在油坊裏幹，晚上為自己拉犁種地，要攢錢，要創業。他買了一個大“撲滿”（笸籮），與幾位弟弟商量，自己做工、賣蒿子的錢不能自己任意花掉，要節衣縮食，大家都要把每月每日掙得的麻錢投進這個“撲滿”中，任何人不能私自打開“撲滿”，直到年底當眾打開，計算這一年攢了多少錢。這時，無主的荒地遍野，幾個弟兄辛勤勞動，日積月累，很快就攢了一筆錢，向官府買了幾百畝荒地，大家不再外出做工了，可以開墾荒地種莊稼了。
朱家財東不讓六爺離開他家，繼續當梁頭為他榨油。六爺是個有心人，就偷偷置了榨油的工具，自己也開了個油坊，給朱家榨油也給自己榨油。以後離開朱家，雇了長工，教了徒弟，再不需自己下苦用榔頭去打榨油梁的楔子了，逐漸變成按過去主人對待自己那樣去對待雇工了。我的幾位祖父在六爺帶領下，終於創建了一個封建大家庭。六爺怎樣掌管這個封建大家庭我不知道，我記得伯父為這個家的掌櫃時，大廳已掛上了“裕德堂”的匾。每至歲末，把全家老幼齊集在裕德堂大廳裏，長輩們在上端坐，子孫們在下肅立。開始由伯父帶領全家祭祖叩頭後，他即席訓示，總結一年的生產和家務，褒貶得失，獎勤罰惰，條理分明，極富威嚴。在晚輩們的眼中，伯父是一位甚可敬畏的長者。在他的麵前，在這裕德堂裏，我自幼年就感到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甚至產生過一個大家子弟的自豪感。
然而及至年齡稍長，我也知道就在這個莊嚴的大廳裏，在同樣肅穆的氣氛中，封建禮法怎樣埋葬過一個年輕婦女的青春，那便是我婆，也就是十二祖母。我的親祖父排行為八，我的十二爺也叫二爺早亡無子，就將我父親過繼給二婆，我叫婆，反把我的親祖母改叫八婆。我親祖母一直隱瞞，不讓我們孫子輩知道此事。直到我已經上了學的一天，她生病了，走路很困難，被我碰上，立刻上前攙扶。過路的人看見說還是骨頭裏親，我聽了不解其意忙問八婆，她才告訴我，她是我的親祖母。我從小在婆也就是十二祖母身邊，她向我訴說過她的遭遇。
我十二祖父是在漢中做生意，做的是鹽米生意，他是個二掌櫃，民間稱“切家”。他善於做生意，把四川做鹽米生意的人擠走了，在漢中站住了腳。十二祖父原配早夭，我婆是繼室。沒有幾年十二祖父吐血亡故，我婆年方二十，無子。十二祖父死後，把靈柩搬回，出殯之前，我的家族邀請她的父、舅等娘家人至家，征詢她是否守節。在那種以三綱五常為“德”的社會，這種征詢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形式，尤其對所謂大家的婦女。這位十二祖母的父親是位儒生，從小就向她講授過《女兒經》和《禮記》，因此她回答當然是“願意守節”。於是她被尊為節婦，並在十二祖父出殯之前，要為十二祖母舉行守節儀式，這個儀式隆重得很，把我十二祖母扶到裕德堂大廳的最高座位上坐下，由家族最高領導也就是族長五爺率領幾輩人，兒子、孫子輩等分別列為幾排，一齊向這位守節婦婆磕頭、掛紅、喝三杯酒。按當時的習俗，如果不願意守節，就在辦完丈夫喪事後領回娘家，再由娘家改嫁，不能由婆家改嫁。因為守節，這位十二祖母便這樣被埋藏了一生，整整寡居守節40年，受盡難以忍受的痛苦，活到60多歲便去世了。
我家鼎盛時期有50多口人，由我伯父郝登基繼承六祖父當家長。除堂伯父郝登禮（隆光）、父親郝登弟（鵬程）和堂兄郝兢生（郝隆光之二子）在外搞軍隊外，這個家庭由八叔父、十叔父（係九祖父之子），九叔父（十祖父之子）和堂兄郝如泉（郝隆光長子）等經營。那時共有土地400多畝，房屋兩大院，油坊一個，粉坊一個，牛、馬、騾、驢幾十頭，大車兩輛，轎車一輛，雇長工八九人，農忙時節還要雇短工數十人。
我們從住破窯上升到擁有數百畝地、高房大馬的大家族了。但因為它還隻是一個土財主，還常常受官府和權貴的氣。所以掌管這個家庭的掌櫃——我的六爺，就決定他的晚輩，也就是我的父輩們要讀書，以學優登仕。這除了光耀門庭外，更為現實的倒是希望通過讀書的階梯，能謀取一官半職，以對付官府和地方權貴的欺壓。我們家第一位讀書人是我的堂伯父（六爺之子）郝隆光，他的原名郝登禮，字開始為龍光，以後改為隆光。這位堂伯父，我隻見過他一麵，那是我在童年時候的一個夏天，我們一群小孩，光著屁股在大門廳裏鋪的一張席上玩，他從外麵身著戎裝走進門，拍拍我的屁股說：“這是咱們家一隻虎，好好念書吧！”當時我受到稱讚，心裏很高興。那是清朝光緒年間，他參加過科舉考試，本來他已經考取了秀才，在考場門口，被衙役、師爺攔住，要他行賄，被他嚴詞拒絕，結果已考取的秀才被黜免了。從這一天起，他立誌不再應試，並且從那世道中自己總結出一條處世之道，以此教誨後代：“房蓋低，地種少，多讀書，少應考。”顯然，他看透了科舉製度的黑暗，也深深感到在一個腐敗的政權的統治下財產並無保障。但他卻認識到知識是有用的，因此他仍鼓勵子弟們要多讀書。秀才未中，他就以數百銀子買了一個斜口監生（和秀才資格一樣），在臨潼縣裏當起士紳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