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位伯父體高魁梧，以後棄文投武，跟隨富平胡笠僧（胡景翼）組織的民軍，參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胡景翼搞了10個連，我伯父是一個少校連長。我伯父回到家裏，賣了50畝地，向臨潼的一個銀匠，買了來複槍，也叫快槍，就是現在的步槍，還為胡景翼拉部隊。我們家有個特點，在部隊都搞“獨立”。伯父搞的是獨立連，我父親在楊虎城部也是獨立連。1951年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進軍西藏，這支部隊對外也叫獨立支隊。
1914年袁世凱的爪牙直係軍閥陸建章來陝任督軍。1915年袁世凱稱帝，陝西和全國一樣，義軍四起。陸建章之子陸承武以中堅團駐渭北，胡景翼部首先發難，生擒承武。陸建章派部隊來奪，我伯父的獨立連在渭河以北的繩武村死守，被陸建章包圍。伯父作戰英勇，因被敵人包圍，全連大部傷亡，本來他可以突圍逃走，但他堅守陣地，一直戰鬥到最後一個人，壯烈犧牲。陝西義軍群起反陸，終於將陸建章驅逐出陝境。胡景翼為紀念反對直係軍閥陸建章而犧牲的烈士，在富平縣美原鎮立了紀念碑。
伯父郝登基是我父親的親哥哥，於解放前已經辭世了。他年輕的時候，隻讀了幾天書，因為我祖父死得早，是寡婦祖母的過繼兒子，曾被歧視而趕出門給別人當過長工。但由於他是個有心之人，並能刻苦鑽研，不但學會和熟練掌握了鐵匠、木匠、榨油等技術，而且幾乎熟讀了所有古代農業、畜牧學書籍，對農田、水利、土壤、棉花種植、選種等都有很好的研究。這位伯父又是個按關中方言稱作“痰氣”的典型人物（“痰氣”本義是指神經不正常，如果以詼諧的語氣出之，其含義往往是褒貶各半，相當普通話的“神經兮兮”）。
關中的農村有農民娛樂的組織叫“自樂班”，我家是自樂班的班主，這是我六祖父創立並由我伯父繼承下來的。我家的祖傳寶物，一個是銅鑼，一個是我父親的馬五劍，一直保存到現在。自樂班宣傳為官為宦，聯絡農民之間的感情，當時民間稱自樂班的活動為“喧嘩”。開始我一直不知是哪兩個字，後來，我從陝西地方語彙中才查到，得知是“喧嘩”兩字。自樂班唱的是秦腔，是清唱，但民間不叫唱戲，而叫“喧嘩”，或叫“亂彈”。自樂班的樂器（鼓、鑼、鈸）民間稱“響貨”。我的家鄉參加自樂班的人很多，自樂班也很多，彼此競爭。我家這個自樂班不僅唱得好，“響貨”也好，特別是銅鑼，有一聲鑼退二十的說法，就是銅鑼敲三聲，有二十個自樂班一聽，甘拜下風，不參加比賽，都退場走了。
我的六祖父給朱家油坊當長工，當梁頭打楔子，已經累得夠嗆，但他還要大著嗓門唱亂彈，有了錢創了業，他就組織起來自樂班。他就是個“痰氣”式的人物。賣了50畝的土地，買了一個銅鑼。六祖父把自樂班組織起來了，拉出去與別人家的自樂班比賽老是輸。這個自樂班唱得好，弦索也好，就是響貨比不過人家。這個時候，我六祖父聽說蘇州有個鑼很有名氣，價也極高，他就通過鹽商的關係買通縣長，賣了50畝地，把這個鑼買到手。這個鑼的特點：一般鑼敲一下，其音波能波到12環就已相當好了，而這個鑼敲一下，音波則是24環，一個聲音與一個聲音不相同，這個鑼響24環要調換8次音。我家自從有了這個鑼以後的自樂班，誰也比不過了。
這個鑼傳到伯父郝登基手裏，他愛鑼如命。軍閥混戰，社會很亂，土匪來了，糧子（群眾對軍閥的軍隊的稱呼）來了，老百姓就躲避起來。這時，我的伯父對我家的金銀財寶，大騾大馬全不顧，隻將大煙盒和這個銅鑼向褡褳裏一裝，背著就跑。由此可見，他是多麼愛銅鑼啊！
因為我家有自樂班，家裏人都懂戲，也愛唱戲。我父親就會唱戲，伯父更有名氣，特別唱嶽飛、唱諸葛亮的戲很出名。伯父作為響主，戲唱得好，唱壓台戲，加上“響貨”好，就使這個自樂班出了名。
那時所唱之戲，主要是忠臣、奸賊之類，什麼二進宮、諸葛亮、嶽飛、金兀術之類。因為我家是響主，對三國演義、東周列國都是很熟的。那時民間流傳有十大本，都是比較長的戲，一直唱到深夜。還有燈影戲、木偶戲，連我母親都懂戲，能聽出誰唱得好誰唱得壞。我還在祖母懷裏就聽到香山還願一類戲。在這樣的環境下，從小這些東西就給我灌輸了什麼是忠臣，什麼是奸賊，以及英雄豪傑之類東西，在我還沒有上學之前，就已經灌輸了很多。還有民間所傳的故事，主要講因果報應，好人壞人、忠孝節義等；還有民間農時節氣，農諺之類。我從民間的這些傳說中得到的結論是：過去的有些知識分子，對醫藥衛生、健康、生活，窮人受苦，富人為富不仁等等，以及婦女、兒童、窮人爭自由權利，都有意識給戴上迷信、宗教的色彩，把它神化了，鬼化了，因果報應化了。例如到了農曆臘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必須給所雇的長工放假，過了正月初五之後才能上工。說要是對長工過了臘月二十六日還不放假，就要家破人亡！這是以迷信的辦法來換得給窮苦人的一點好處。民間有個日子叫“不當”，就是這一天應該休息，不要幹活，如大年初一，不能掃地，從臘月三十到正月初五這幾天，不能打罵孩子，不能吵架，不做針線活，說做了針線要瞎掌櫃的眼睛等等。我查史書，禮記上就有“不當”這個詞。現在國務院規定實行五日工作製，我國早在漢朝就是五日輪休，金木水火土五日完了就得休息，不休息就要遭殃的。還有向窮人討債，最遲隻能在臘月三十上午之前，當家中貼了門神，把祖先祭起來，討債人再不能進門了，因為這時土地等神已到，外人再來討債是會得災的。
伯父郝登基這個人，平時節約得很，看起來有些刻薄，但對供孩子讀書，他從不吝嗇，舍得花錢。他曾賣了50畝地去買一部宋版陳壽著《三國誌》。陝西的一位文化名人牛昭嵐，人稱牛才子，本是清朝一位翰林，不去做官，來到三原嵯峨山，開了個道學學院，在那裏講學。我伯父讀書不多，但結識了這位牛才子，向牛才子專學易經，學八卦，他對易經學得很精，用易經陰陽推算，算卦出了名。1929年是關中的大年饉，三原一位有名望的人，因為年饉來了，家破產了，生活發生了困難，拿了這部宋版陳壽著《三國誌》到橋頭（魯橋鎮）去賣，書價100兩銀子，人們對宋版書不識貨，沒人買。牛才子得到這一消息後就向我伯父推薦說：“你對後人不要把土地多置，要是家有這部書就了不得了。”牛才子識貨，知道這部書的價值。我伯父一聽同意了，就決定賣地買這部書。正值年饉，人們的命都難保，有誰還要地呢？那時一畝地才值一兩銀子。伯父一狠心賣了50畝地，才得50兩銀子，又籌了50兩，湊齊100兩，約定在三原橋上交貨。牛才子說：這部書是三原縣的一寶，千萬不能讓縣政府知曉，如果三原縣政府知曉就要阻攔，不讓書出三原地界。我家有馬有轎車，伯父帶了買書之款坐著轎車，來到三原的橋上，付了款接了書，立刻乘車揚鞭，一溜風跑回櫟陽。
從1928年下半年起直到1929年冬一直無雨，大旱之後緊接蝗災、瘟疫，蝗群過境，遮天蔽日，數百畝、上千畝莊稼須臾食盡。關中一帶，赤地千裏，據記載：全省受災地區達80餘縣，災民5355264人，其中關中314015人，全省因災死亡250餘萬人，到外省逃荒40餘萬人。因為災害全省人口從940餘萬減至650餘萬。這就是人們一提仍有後怕的“民國18年年饉”。這時我們家雖然還有些糧食，但按照伯父的計劃，也實行了計口授糧。
我伯父在農業方麵是有天才又善於經營。因為年饉我失學了，我與長工同樣待遇，並生活在一起。這年冬天特別冷。雞叫二遍，我伯父把一家人都叫起來。那年月因為大旱，土地都結在一起，一犁就是一大堆土塊，關中方言把這土塊叫“胡基”。人們餓著肚子，但伯父讓我們早早起來，捶打“胡基”，或者挖秫黍（高粱）根，打掉根上的土，用秫黍根作柴燒（過去我家燒煤，這時買不起煤，就燒秫黍根）。我們一早打胡基，不大一會就餓得腰都直不起來。到地裏幹活我腰裏別一本書，當我與表兄抬秫黍根回家的路上，我讓他走在前邊，我跟在後邊，就把書擱在擔子上，邊走邊看。一次被伯父看見，生氣地吊下臉，動手就打我，還罵我：“懶蟲！你念書能當飯吃？”這時，他已忘記或者顧不得過去對讀書的重視和對我的期望，所以“小老虎”就一變而為“懶蟲”了。
一直挨餓，人漸漸支持不住了，祖母年邁已經躺在床上起不來了。見此情景，伯父隻得向遠在山東的弟弟也就是我父親求援。他先把劉明齋先生請來，讓他給我父親寫信，向我父親要錢；又請張子昌先生給我父親寫信，結果都不見回音；他又到高陵縣，請世順魁字號的二掌櫃先生再給我父親寫信，還是不見回音。後來才知道，這些信到父親手中時，都被他的小老婆從中阻攔，父親未能給家寄錢，也未複信。
伯父懂易經，學會“文王神課”，窮極無奈，他於晚上決定要卜算一下，為什麼這些信都沒有起作用？卦象卜出，其解是“家有魁星”。魁星者，文曲星也。我家幾輩人，秀才都沒有撈著一個，哪有什麼文曲星？伯父怔怔地思索了半夜，猛然想到：要講文才，永娃這孩子讀書倒是很穎悟的，莫非應在他身上？但小小年紀，算得了數嗎？一想如今饑寒交迫之際，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叫永娃子（我的乳名）給他大（父親）寫封信試試。他把我叫到跟前說：“給你大寫封信，就說這裏年饉嚴重，一家人都快餓死了，看他管不管？”這時我已十幾歲了，讀過許多古書，還跟劉明齋學會寫狀子。於是，我握起筆，以伯父的名義，按照寫狀的格式，稍加思索，提筆就寫。也是年饉挨餓死人之情，曆曆在目，湧上心頭，埋頭疾書，竟是一揮而就。那信的內容，後來大人們常常複述，感慨備至，所以多年之後還記得些。父親說，他接過此信，當看到“赤地千裏，民不聊生，百裏斷炊，野殍在道。賣兒鬻女，老母臥床，骨瘦如柴，兒女滿堂，嗷嗷待哺，難以為生”這幾句時，不禁痛哭失聲，順手打了小老婆兩下耳刮子，立刻給家寄回200塊現洋。這封信寫好念給伯父聽，他也哭了。我父親還對當時在他身邊我的哥哥說：“家中有這樣的孩子，能讓他把學業荒廢下去嗎？”於是決定把我接出去讀書，這是後話了。
那時的200塊現洋，是個不小的數目。錢一到家，伯父覺得我的這一封信，竟然比賬房先生和我的兩位老師寫的還起作用，看來卦上“魁星”之說，不為無稽，從此對我又另眼相看，不再罵“懶蟲”了。不過平心而論，賬房先生的文筆固然不見得高明，但當時我的寫信水平，自忖是不會超過兩位老師的，無非是情真意切，身臨其境才可寫出來的罷了。
伯父是位有心計的人，他的心也硬。收到父親寄回的200塊現洋，他沒有用來度荒，而是買了三石麥種（約1000斤）。伯父說：“就是把人餓死完也不準動一粒種子。”以後他幹脆把種子埋在他的臥室內，上麵蓋上石板。剩下的錢就買地。在我家一片40畝和一片50畝的中間，插了別家一塊地，就像個楔子插在那裏。過去找人說話願出三倍之價，這家不幹。現在年饉一個銀元就可買一畝地，我家以每畝5元之價把這塊楔子地買了過來，總共買了100畝地。至於吃飯，還是照舊，仍喝刺薊麥糝湯，來客也隻添水不添糧。年饉買地固然是乘人之危，明明放下幾石麥卻不讓人吃飽飯，連家裏人都無法理解。伯父這些苛刻措施，惹得裏裏外外的人議論紛紛，有人說，正是因為他的心太狠，所以才不生兒子，光生女娃。但要論經濟頭腦，我伯父算得上是個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