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閻錫山將被他軟禁的馮玉祥放回陝西，閻、馮商定反蔣介石。這年5月，蔣、馮、閻一次大規模混戰在中原地帶展開了。我父親對楊虎城接受蔣介石的指揮和接受安插蔣介石親信不滿，離開楊的部隊在徐州經商。這一年夏天，年饉尚未過去，我伯父卻塘土種麥獲得了大豐收。正是這一年夏天放了暑假，我大哥郝克俊回來了。我大哥帶著父親的家信：“家有萬貫不為富，家無書讀總是貧”，並且說我如此努力，日後“必成大器”，要我大哥回來接我去上海上中學，不能荒廢學業。
那正是一個酷熱的夏夜，一家人都在麥場上乘涼，遠處忽然閃出一道電光。偏僻的鄉村未見過電燈，有人心裏嘀咕，還以為是什麼“神靈”顯現了呢，其實那是我大哥郝克俊回來了。他到家時天已經黑了，打開了手電筒，而那個時代，我們哪裏見過這個東西呢？大哥把父親的信交給伯父，並說明來意。當祖母和母親得知是專程接我出去求學，悲喜交集。一個農村孩子能到上海那樣馳名的大城市去上學，機會難得，前途無量，大家都為此感到驕傲和高興。但那年我隻是15歲的少年，連省城西安都未進過，睡覺從櫃子上跌下來還要哭，孩子氣很濃，一下子去得這麼遠，大人哪能放心。所以一聽說馬上要接我走，祖母落淚，母親哭泣。當然也知道，這是阻擋不住的，也不應該阻攔的，所以母親一麵流淚，一麵張羅著給準備行裝，趕縫鞋襪和衣服。我清楚地記得，他們扯了條紋洋布，為我縫了一件對襟褂，藍布褲，還給買了一雙墨菊牌洋襪，這在當時的農村已算是很時髦的了。我伯父很愛我，也舍不得我離開，但他畢竟是“男子漢大丈夫”，當然不會哭哭啼啼了，何況他對我從來是寄予厚望的。聽到接我到上海求學的消息後，把我叫到他跟前，很感慨地勉勵我說：“咱們家人老幾輩子，脊獸未開過口，要想開口，指望你哥不行，就得指望你了。你去上海，要像書上講的‘火淬掌，錐刺股’、‘如囊螢，如映雪’，刻苦讀書，學不成就不要回家！”他的這些話既是鼓勵，又是鞭策，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這時我雖然還隻有15歲，但已讀了許多古文，已經會寫述理文章，我深深懂得，伯父和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決不辜負全家人對我的期望。
1930年8月，我隨大哥自家中起程。這時，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大戰，隴海鐵路不能通行，隻得繞道北平。我與大哥經西安到潼關，渡過黃河乘汽車到榆次，換乘山西的小火車至正定，改乘大火車到北平，小住十多日，再乘火車至天津，由大沽口乘外國輪船出渤海、黃海，由吳淞口進抵上海。我這個鄉下佬坐馬車、汽車、電車、火車、洋船，目覽了中國最大、最繁華的大城市，瞻望了一望無際的大海，真是大開眼界，也使我覺得像在夢遊天國龍宮一般。
途經三原時，我們住在一個騾馬大店裏，遇到一位姓李的北京大學學生返校也住在這裏，正是同行夥伴，我們便攀談起來。他父親也是參加過反對北洋軍閥的靖國軍的，還與我父親是朋友，有過交往，因此一見如故，彼此不覺得拘謹，談得十分投機。這位姓李的北大學生，思想進步，交談中他發現我年紀這麼小，知道的事甚多，而且有自己的見解和宏大的理想和抱負，對我很嘉許，勉勵我多讀新書。那時所謂“新書”，指的就是有進步思想內容乃至革命的書籍，他的傾向是明確的。我後來猜想，此人很可能就是共產黨員。
年饉尚未過去，三原一帶也不太平，土匪很多。我們從三原出來時坐的是一種叫做“獅子頭”的馬車。這實際是一種保鏢車，半路上遇到土匪，車夫便鳴鞭為號，土匪就不來搶劫。顯然這種車的車主是與匪相通的。雇這種車，我想可能付的車費要較普通車略高，一來算是已交過買路錢，二來恐怕也是眼前的一種鑒別方式，表示車中是普通旅客不值得或者是不宜搶劫的。三原到西安90裏，經草灘坐船渡過渭河，早早就到達西安，一路上也算是平安無事。
馬車從西安北門進城，我們住在一家姓楊的銀匠家裏，是哥哥渭北中學時一位黨員同誌的弟弟，對我們十分熱情。當我們臨近西安，看見那雄偉的北門城樓和壯觀的西安城牆時，使我想起四年前父親曾在這裏指揮堅守西安，與圍困西安的劉鎮華部展開激烈而驚險的戰鬥。父親有聲有色的描述，聲猶在耳。我懷著崇敬的心情，一住下來，就獨自一人跑到城牆上去，查訪父親當年率部守北城牆時的陣地。但是，我並不知道城牆上是不許老百姓隨便去逛的，上邊還有駐軍，設有崗哨，我正向上走，被一個站崗士兵發現，認為形跡可疑，將我扣住了。我辯解說，我是個學生，是上城牆尋訪父親守城遺跡的，如何如何等情況。這個士兵搞不清楚，便帶我去見排長。可巧，這位排長正是我父親當年的士兵，聽到我父親的名字，並且知道我是他的兒子以後，不但沒有為難我，反而特別親切，引我參觀了把城牆挖通的工事，向我介紹當年守城戰鬥的英勇壯烈事跡，最後把我送下城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