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到甕洞鹽務稅警分隊長的這一年，所過的流浪生活，挫傷了我的青年銳氣，使我發生了厭倦和恐懼情緒。這時，原在上海的陝籍同學好友王直、劉旭初、霍一俠、李作人等都相繼回到西安，並且有的已入國立東北大學（當時在西安）讀書。過去的這些朋友，都以抗戰是長期的理由勸我繼續上大學。於是我便以過去教育部甄別考試而取得的西北大學國學係二年級的證明，轉考國立東北大學政經係二年級插班生。我經過突擊複習，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翻出來高一涵在政法大學講課的講義。除了筆試外，還進行了口試。社會科學方麵、經濟學方麵，我就按馬克思講的來回答，例如說“勞動創造價值”等等。隨後還問我平時愛唱什麼歌子。想到我在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時，區隊長教的《滿江紅·北望滿洲》，我立刻回答《滿江紅·北望滿洲》和嶽飛的《滿江紅》。考官們也是東北人，隻聽他們“啊”的一聲，彼此看看，大為高興，說：“好，好，你被錄取了！”
我的學生生活又開始了。政經係二年級的課程，除了有一位教授還講一點《資本論》，主張勞動創造價值外，其他教授大部還講的是亞當·斯密的財富論一類的所謂正統經濟學。學校秩序又異常混亂。這時，我又想離開這所學校，到延安紅軍大學去學習，但又不甘心。想來想去矛盾重重，還是繼續學下去，混上一張大學畢業的文憑，作為向上爬的資本。這時，我對現狀不滿，對家也不滿，姨母對我們不高興，父親與我關係疏遠了，使我經濟又發生了困難，很難維持下去，思想上感到很苦悶。梁楓為了支持我上學，不得不離開西安東關的家，到富平女子小學任教，以微薄的收入供我上大學。
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抗日民主為奮鬥目標的先進的群眾性青年組織。東北大學有民先隊組織。我考入東北大學後，於1937年4月，經李作人、劉紹東等同誌介紹，加入了民先隊，參加抗日救亡工作。
這時原在上海的陝籍同學中的朋友們回陝了，“若氏四傑”又聚在一起了。一方麵看見原來在上海就和我們作對的陝西旅滬的那批C.C.複興社法西斯學生王丙、王國楨、李麟經等這時更神氣了，居然紛紛身居要職，幹著反對、破壞學生抗日救亡的工作。一方麵，又看見了許多青年學生紛紛前赴陝北延安。在這種彷徨不安和無所適從的十字路口上，由於政治認識模糊，何去何從，一直無法下個決心。組織上早已加入了共青團的我，思想認識上還不是那麼明確。大家在一起議論，都感到需要有一個組織，把我們這一批所謂又臭又硬，艱苦樸素，努力用功的學生團結起來，以便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創造自己的所謂“前途”。於是，大家便在一起醞釀著組織的宗旨、名稱和形式等問題。商討的結果，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一個學術團體為好。由於我們這批人中有幾個是上海大夏中學的學生，有幾個是藝術專科學校的學生，有幾個是在中國文學方麵比較有研究的，所以就給這個學術團體選擇了“夏藝學會”這個名稱。其含義是雙關的：一重是華夏的文藝（禮、樂、射、禦、書、數）；一重是大夏大學和藝專的同學學會。宗旨是研究中華學術，互相切磋琢磨，艱苦樸素，實事求是，抗日救國等。簡章主要是我起草的。當時我在此處所用實事求是是引自成語，老老實實，踏踏實實的意思，不是，當然也不知道毛澤東主席所闡明的實事求是的偉大科學道理。
盧溝橋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一場全民族的抗日戰爭開始了。
正是這個時候，我們緊張地籌備夏藝學會，抗日救國的口號提得更響亮了。經過了兩個多月的籌備，吸收了大約50多個會員，大部分是西安各中學的學生，另外還有梁楓（本人不在西安，由我代報名）、武玉清、李紉蕙、尚若平（王直弟）、趙雄夫、劉機生、李誌雙等。在未舉行成立大會之前，為了取得學會的合法性，經王直托人向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呈送了學會給省黨部寫的呈請備案報告，還得向國民黨黨部行賄請客。負責登記的官員說：“你們隻要不是CY（共青團）就批準。”他不知道這夥人正是CY。
1937年八九月間，開成立大會，到會的有30多人，選舉我為主任，王直為副主任，劉旭初、李仲西、李靜、李崇信等分任組織、宣傳、總務等股長。開大會時，國民黨省黨部還來了一個什麼人，是個大煙鬼，煙癮發了，話沒有講成，不等會開完就走了。當時的《西京日報》和《西北文化報》還報道了學會的成立。從此以後，大家就分手了，再沒有開過第二次會，留下我和王直等三五人辦公。但我們每天都在忙著找飯吃。我因父親不給學費，學校的飯吃不起，所以靠王直買辣子醬夾鍋盔吃。生活所迫，不經常回東北大學上課，想繼續求學的希望完蛋了。夏藝學會這樣一個所謂單純的抗日救亡學術研究的組織，也依然遭到了特務和反動學生的破壞和迫害。他們說夏藝學會是共產黨外圍組織，是赤化分子。聽說特務龐洪對我和王直等還進行過盯梢，搞得很緊張，這個學術團體無形中解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