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總對藏族工作，很早就予以特別重視。
1949年8月16日，甘肅省榆中縣解放。第一野戰軍指揮機關駐該縣定遠鎮喬家營，準備進行蘭州戰役。18日前後，彭總叫我到司令部開會。參加會議的還有一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張德生，蘭州地下黨市委書記楊實，專做特情工作的王新潮等同誌。會上，彭總叫我們看了毛主席發給他的《關於解放西北方針的指示》電報。這個電報中的第四項特別指出：“班禪現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並注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的準備。”彭總說：“這是毛主席關於準備解決西藏問題的第一個指示。看來，保護班禪、尊重班禪和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不僅是一個準備解決西藏問題的戰略決策，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戰備部署。我們必須認真執行，做好調查研究和準備工作。”經過討論，彭總最後決定，將這項重大任務交給我具體負責完成。
1949年8月28日，彭總召集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張德生，原甘肅省地下黨負責同誌方剛、楊實、王新潮及我開會，對繼續做好西北地區的民族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彭總說：“關於做好民族工作，回族工作方麵已有了相當的基礎。現在，聯絡部在藏族工作方麵的緊急任務是：第一，要把爭取和團結班禪的工作做好；第二，要把拉卜楞保安司令黃正清的工作做好；第三，要把安木多（甘南、青海與西康交界的藏區）地區藏族工作做好；第四，團結教育藏族知識分子，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創辦藏族幹部訓練班。”
不久，中共甘肅省委成立，張德生任書記，我以一野聯絡部長職兼任甘肅省委統戰部第一副部長（部長由省委副書記孫作賓兼任）、甘肅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主任為馬鴻賓），並兼任蘭州市軍管會聯絡處工作。之所以如此，即要我統一負責專做民族、統戰、聯絡工作，避免政出多頭，人浮於事。
我們聯絡部遵照彭總的指示，對藏族工作進行了部署，全麵開展起來。現按時間順序記述幾件主要工作（不包括班禪及西藏藏族工作）。
（一）爭取黃正清率部起義
黃正清是甘南藏區的領袖人物，甘南拉卜楞保安司令。他的弟弟黃正明，是藏傳佛教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樣呼圖克圖（蒙語，長壽的、莊嚴的、神聖的之意。是清朝中央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地區喇嘛教大活佛的稱號，是僅次於達賴、班禪的政教合一製下的大領主），法名丹貝堅讚。拉卜楞阿莽倉活佛季美慈成郎吉，也是他的弟弟，漢名黃正光。他又是甘南蒙族河南親王滾噶環覺爾的親家（親王的女兒紮西才讓嫁給了黃正清的兒子黃文源為妻）。黃氏家族中，因出了五世嘉木樣呼圖克圖而被封為“堯西”（藏語，對大活佛的親屬封贈的貴族尊號），加上與親王的親家關係，掌握著甘南藏族地區的軍、政、宗教大權。他們這個家族，在甘南、青海，甚至西藏都很有影響。大革命時期，我黨曾派在馮玉祥部隊做政治工作的宣俠父同誌到甘南做過民族統戰工作，就住在黃正清處，與黃正清結為親密的朋友。黃正清和嘉木樣活佛的漢語、漢文是宣俠父教的。更重要的是，宣俠父對他們進行了共產黨主張民族平等、漢藏民族團結的宣傳教育，在思想上給他們打下了一些進步的基礎。根據這一情況，我們選派了與宣俠父有關係，也與黃正清有關係的賈誌璞等同誌和黃正清舊部保安團團長黃立中、拉卜楞寺大總管達吉等，帶著聯絡部印製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約法八章）和保護喇嘛寺廟、尊重民族風俗習慣、實行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等大量宣傳品，一路宣傳，一路張貼、散發，深入川甘交界的藏區。經過多方麵的工作後，爭取黃正清順利地回到了夏河縣（拉卜楞），並於1949年9月20日率部起義。彭總當即命令將黃正清在蘭州新村的公館騰出，將黃正清及其夫人策仁娜姆接到蘭州，住在公館內，一切按照固有的生活起居習慣做了安排，並由彭總、賀龍等領導親自接見，做了親切談話。黃正清受到了很大感動，安心住下來，並參加了甘肅省各民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當選為甘肅省人民政府委員（此後又當選為甘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工作中，我與黃正清朝夕相處，促膝談心，結為好友，並通過他解決了甘南藏區若幹重大的民族政策問題。
（二）創辦民族學校，培養民族幹部
創辦民族學校，是彭總在民族工作上的又一貢獻。蘭州解放後，1949年9月18日，臨夏軍管會送了夏河縣的幾個藏族知識分子來蘭州，其中有原國民黨時的中央政治大學的學生和藏族上層子女。彭總對此很重視，親自接見了他們。接見以後，彭總指示，依靠這些知識分子組成藏民問題研究班。參加藏民問題研究班的有黃培德、韓誌華、吳振綱等7名藏族青年和1名漢族青年翻譯楊生華（黃正清的秘書），地址設在馬步青家的花園。後又從蘭州大學吸收了幾名願做民族工作的漢族青年，增加到十餘人，並請蘭州大學少語係藏語組的高年級學生任教，其中有李天助（李佐民）。這個藏民問題研究班由我任主任，具體工作由聯絡部的秘書科長王直同誌負責。
在藏民問題研究班的基礎上，聯絡部決定擴大招收學員，派了青海藏族知識分子西繞、黃培德等人去甘南和青海東部各縣招收藏族學生。招收學員主要是藏區頭人的子弟和寺院的青年喇嘛，共70多人。於是改藏民問題研究班為藏民學校，由我兼任校長，具體工作仍由王直負責。以後，又陸續從農牧區招收一批藏族牧民的子弟，到1949年底，學員已增加到120人左右。
1949年11月14日，毛澤東主席在給彭德懷和西北局的《關於大量吸收和培養少數民族幹部的指示》電報中指出：“青海、甘肅、新疆、寧夏、陝西各省及一切有少數民族存在的地區，都應開辦少數民族幹部訓練班或幹部訓練學校。請你們注意這一點：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幹部是不可能的。”為此，彭總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成立西北民族學校。1950年1月，將藏民學校改名為西北人民革命大學蘭州分校第三部（簡稱革大三部），由我兼任主任。有各屆的學員近300人，但主要還是藏族。名為革大三部，實際上仍屬西北軍區聯絡部領導管理，其師資、經費、供應都由聯絡部負責。革大三部先後辦了兩期。經過一段時間籌備後，彭總又命令以革大三部為基礎，於1950年8月成立了西北民族學院，由西北軍區與西北軍政委員會雙重領導，它是新中國最先創辦的一所民族學院，為培養藏族、回族、維吾爾等族幹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三）正確處理甘南夏河縣叛亂事件
1950年3月間，由於臨夏地委犯有“左”的錯誤，一方麵鼓動河南親王的屬民、新吸收的共產黨員吳振綱等去鬥爭河南親王及黃正清的兒媳紮西才讓，並準備弄去遊鬥；另一方麵，對拉卜楞寺的阿莽倉（黃正清二弟）活佛，按內地鬥地主的辦法進行鬥爭；並把阿莽倉的屬地阿木起乎部落的一個主要頭人暗殺了。這樣，就引起了阿木起乎叛亂。河南親王的管家將吳振綱暗殺了；他們還揚言要繳夏河縣公安局的械。亂子越鬧越大。甘肅省委和西北軍區決定派我作為省委和軍區的全權代表，帶上一個加強連，去處理這一事件。我對甘肅省委書記張德生說，解決民族問題，必須通過民族領袖人物才能順利解決；解決夏河問題，必須通過黃正清去解決，否則，不要說給我派一個連，就是給我派一個團，也解決不了。張德生同誌同意我的意見，就讓黃正清同我一道去處理這一重大事件。
我們到夏河時，夏河縣縣長黃祥（藏族，原黃正清保安司令部的一個團長）當時被認為是藏族上層的“左”派人物，在臨夏地委派駐夏河的某副專員“左”的錯誤支持下，積極進行反黃正清係統（包括拉卜楞寺）的鬥爭。他們正在組織人白天示威，晚上打槍，要求交出殺害吳振綱的人犯。阿木起乎部落的騎兵為了保護黃氏和寺院，也全部調來，包圍了夏河，大有刀出鞘、弓上弦，一觸即發之勢。我通過黃正清做寺院和阿莽倉工作；通過黃祥去做“左”派的工作。首先緩和了仇殺血戰的危機，然後經過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與艱苦耐心的調解工作，終於得到了和平順利的解決。最後決定：將打死吳振綱的主犯（黃正清堯西的總管、河南親王的總管）二人扣押交蘭州法院審判；黃正清同意給50萬大洋的賠償費，在夏河建立圖書館；黃正清的兒子黃文源送去學習。同時，我們在返回蘭州路過甘南藏區卓尼縣時，對另一位藏族青年頭人楊複興進行了訪問，對他的漢族王母進行了拜訪。楊複興的封號是卓尼王，他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學院蒙藏班的畢業學生，國民黨給他送了一幅“西天一柱”大匾。這個人為人比較開朗、忠誠，漢文漢語程度都比較好，很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經過交朋友、談心等爭取工作，他欣然隨我們到蘭州民族學校革大三部學習，並經我親自介紹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之後，又被選為甘肅省人民政府委員。後任甘肅省人大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