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中國營造學社為中心的一批中國學者運用近代學術的理論與方法開始探究中國古代建築之前，一些西方學者和日本學者已對中國古代建築有所關注。他們的研究活動與成果對中國營造學社的創立產生過一定影響。
一、“中國熱”與中國建築
西方人對中國古代建築的關注與近代歐洲出現的“中國熱”（Chinoiserie，也稱“中國風”）密不可分。所謂“中國熱”，是指新航路開辟後西傳的中國文化在歐洲掀起的羨慕、熱愛和崇拜中國文化，仿製中國物品的文化現象。它從17世紀開始，到18世紀上半葉達到高潮，一直延續到18世紀末乃至19世紀初。正是在“中國熱”興盛的背景下，從英國、法國、瑞典到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當時歐洲的主要國家都出現了崇尚和模仿中國園林、房所、家具、服飾、器皿等熱潮。在此之前，西方人對中國文化介紹中涉及中國建築的，往往以神秘主義的色彩為基調，以馬可？波羅的“傳說”為模式，向人們傳遞的是神話般的聯想而不是真實的物像。自1515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駛進中國港口進行直接通商貿易開始，中國瓷器、漆器、工藝品及絲、茶等遂大量輸入歐洲；繼之，荷蘭、英國等歐洲國家興起了通向東方的遠洋貿易；接著大批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頻繁的商貿和傳教活動，為“中國熱”時期歐洲人了解中國文化提供了基礎。
17世紀前後，歐洲已出版了多部主要是由耶穌會士撰寫的介紹中國的著作，例如西班牙人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誌》（1585年）、意大利人利瑪竇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1615年）此書由比利時人金尼閣翻譯整理，中譯本為《利瑪竇中國劄記》、意大利人衛匡國的《韃靼戰紀》（1654年）、德國人基爾徹的《中國圖誌》（1677年）、法國人李明的《今日中國誌》（1696年）、法國人杜哈德的《中國全誌》（1735年）等。與此同時，歐洲也開始翻譯介紹中國的古代經典。最先出版的是意大利人殷鐸澤用拉丁文翻譯的《大學》（1662年）和《中庸》（1673年）。接著，比利時人柏應理又重譯了這兩部典籍和新譯了《論語》。1711年在布拉格印行了拉丁文的《中國六經》，除了柏應理上述三種譯著外，還收錄了比利時人衛方濟新譯的《孟子》、《孝經》和《三字經》。這些有關中國著述的出版和流傳，促進了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認識。
在建築領域，對歐洲產生過實質性影響的是中國園林建築。中國園林建築藝術在17世紀傳入歐洲後，首先得到法國路易十四的讚賞，1670年在凡爾賽建起了中國情調的特裏亞儂宮。隨後又傳到英國，與重視自然天成、反對雕琢修飾的英式庭院建築融為一體，形成了中英合璧的“英華園林”（AngloChinesestylegarden）的新風格。
在“英華園林”的形成中，英國人錢伯斯是一個重要人物。錢伯斯出生在蘇格蘭一個商人家庭，子承父業，16歲時以一艘東印度公司船隻的押運員身份來到遠東，20歲時再度前來。隨後，他放棄商業，赴意大利和法國學習建築。在停留廣東的短短數月裏，錢伯斯走訪了當地的名勝古跡，並測繪了不少建築和園林。1755年，錢伯斯經在羅馬、巴黎深造後，回到英國，定居倫敦從事建築業，並最終得到英王喬治三世的賞識，從而奠定了他在這個行業的地位和發展前景。在他的建築生涯中，寫有兩本直接介紹中國的園林和建築設計的專著。一本是《中國人的房屋、家具、服裝、機器與器皿之設計》（DesignsofChinese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andUtensils），出版於1757年。這本“前言”4頁、“正文”19頁、“附圖”21幅總共不足50頁的小冊子，其貌不揚，但被多次再版、轉載，可見其影響之大。另一本是《東方園藝論》（ADissertationonOrientalGardening）。也許是錢伯斯對中國的園林設計意猶未盡，也許他另有所思，在他的《中國人的房屋、家具、服裝、機器與器皿之設計》出版15年後，即其事業處於鼎盛時期的1772年，出版了《東方園藝論》。此書著重介紹了中國造園藝術，並極力提倡在英國風景式園林創作中應吸取中國園林趣味。雖然此書篇幅也不大，連同“前言”在內才有94頁，但它卻成為18世紀末歐洲園林設計所遵循的典範之一。
除了著述，錢伯斯還在英格蘭建造了一些仿造中國風格的建築和園林。丘園便是錢伯斯的得意之作。丘園中建有異國風情的建築，尤以中國風格的寶塔最為奪目。該寶塔成為丘園的標誌性建築。錢伯斯對中國的園林藝術推崇有加，認為中國園林雖然處處師法自然，但並不擯棄人為，它的設計原則，在於創造各種各樣的景致以適應理智的或情感的享受，這是因為中國造園家通常具有淵博的學識和高深的藝術素養。顯然，這是錢伯斯對中國園林“雖有人作，宛如天開”的設計追求的另一種解讀。之所以強調“人為”，這是與錢伯斯反對以布龍為代表的純田園風景式的園林創作理念有關。在當時歐洲建築與造園界，錢伯斯“人為”的園林創作理念受到前所未有的爭議，但由於錢伯斯在建築界顯赫地位，這種爭論不僅沒有削弱他的影響力，相反地，他所提倡的“英華園林”作為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寫意式園林，一度成為歐洲的時尚。
受英國的影響，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也出現了中國園藝熱，紛紛步英國之後塵，開始建造具有中國特點的園林。如在德國的波茨坦的無憂宮、慕尼黑的紐芬堡宮等皇家宮苑和庭園中，都出現了亭、榭、塔、橋等中國式的建築以及曲徑、假山；波蘭國王奧古斯都在華沙的禦花園中，也建起了中國式的橋和亭子；瑞典則在首都斯德哥爾摩的郊外建起了中式園廳等。比起其他國家，法國追求中國情趣似乎更為強烈。可惜法國在此時建造的許多中國式的園林大多被毀，目前我們已不可能從中了解當時的實情。好在1774年法國人勒？魯特所寫的《英中式園林》（JardinsAngloChinolis）一書中，對當時法國的“英華園林”作了較詳細的描述。在勒？魯特的著作中，以版畫的形式描繪了許多園林，從中可以見到有許多中國式的亭、榭、塔、橋分布在各個美麗的自然式庭園中。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稱之為“中國式建築”的建築，大多隻有用18世紀的眼光來衡量，才能算作中國風格。像尚特魯庭園中的塔，如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它和中國的原型有相當大的差距。
自17世紀以來，歐洲的“中國熱”雖然是普遍的，甚至是狂熱的，而且這一熱潮延續到19世紀初葉，但不可否認的是，當時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仍然是有限的、膚淺的，對中國建築文化的了解同樣是獵奇多於探究。
二、“非曆史的曆史”與“非曆史的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