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9世紀中葉之後中國被迫開埠和外國租界紛紛設立，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均發生了重大變化。此時，在歐洲人的心目中，世界的“中心”和科技曆史的“主流”在歐洲，自然，世界建築的中心和曆史的主流也在於西方建築。在“中國熱”時期為歐洲人所熱衷的中國建築文化，也由此而“冷落”為歐洲人筆下的“非曆史的建築”。
“非曆史的建築”這一概念顯然是借用了黑格爾對於中國和印度曆史所用的“非曆史的曆史”（unhistoricalhistory）一語。在黑格爾的哲學和曆史學框架中，一個文化隻有包含變化、新的事物和進步這三個因素，才能構成曆史。雖然他承認中國有一部很完備的用文字書寫的曆史，但他認為中國文化隻是在時間中綿延，因此隻有延續，沒有變化，因而沒有曆史。也就是說，在黑格爾眼中，中國固然有改朝換代的變化，但這些變化史是純粹人事上的變化，而不是一個社會根本組織的改變，因而沒有新的事物的出現，也沒有使一個文化由一個階段邁向另一個階段的進步發生。黑格爾對中國或東方曆史所下的“非曆史的曆史”的判斷顯然失之偏頗，但其影響卻不小。在西方的建築史研究領域，“非曆史的建築”這一概念提出就與其有關。
“非曆史的建築”的概念，是英國建築史家弗萊切在其權威性的著作《比較建築史》（AHistoryofArchitectureontheComparativeMethod）中提出並首先運用的。弗萊切的《比較建築史》是一本建築史領域的名著，從1896年至1996年的百年間，就修訂再版了20次，可見其影響之大。在弗萊切看來，歐洲建築是“曆史性樣式”（HistoricalStyle）建築，它的發展過程體現在從古埃及到現代英國的建築之中，具體表現為由古典建築所代表的梁柱體係建築向哥德式建築所代表的拱券體係建築的轉變。而中國、印度、日本和中美洲國家的建築是“非曆史性樣式”（TheNonHistoricalStyles）建築，其最大特點不在於它的結構而在於它的裝飾，它的裝飾設計往往超過了其他方麵的考慮。
持這種觀點的西方建築史著作頗多，在弗萊切之前，英國人弗格生在其《印度及東方建築史》（HistoryofIndianandEasternArchitecture）已有類似的表述。弗格生認為中國建築和中國的其他藝術一樣低級。它富於裝飾，適於家居，但不耐久，且缺乏莊嚴、宏偉的氣象，因此中國建築並不值得太多的注意。不過，他認為中國建築有一點具有啟發意義，那就是中國人是唯一視色彩為建築一種本質的人。
將非歐洲的建築稱作“非曆史的建築”，並把它們排斥在世界建築發展的主流之外，這種帶有歧視性的觀點引起了大部分被涉及的國家和地區的建築學者的不滿，也受到了當代西方學者的批評。這一情形雖然來得晚了些，但這畢竟說明一種新的建築曆史觀念開始形成。
雖然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人對中國建築的認識和研究存在較大的偏差，但還是比上一時期有了重大的進展。這一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第一，對中國建築類別的關注麵有明顯的擴大。從“中國熱”時期主要介紹和模仿園林建築，擴大到包括對城市、宮殿、廟宇、園林、民居等在內的各個建築類別的關注，顯示出西方人介紹和研究中國建築的廣度有了很大的拓展。如德國人鮑希曼在清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元年（1906-1909）間穿越了中國的12省，行程數萬裏，拍下了數千張皇家建築、宗教建築和代表各地風情的民居建築的照片。回國以後，他根據這次考察所獲的資料，陸續出版了多部論述中國建築的專著，其中有：《中國的建築藝術和宗教文化》（1911年）、《中國的建築藝術和景觀》（1923年）、《中國建築》（1925年）等。雖然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鮑希曼這些圖文並茂的著作大多在20世紀20年代以後才得以出版，但在當時的歐洲仍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瑞典人喜龍仁曾對北京城牆和城門進行了詳細的考察與記錄，並於1924年出版了《北京的城牆和城門》（TheWallsandGatesofPeking），為今天的人們了解和研究北京城牆、城門提供了難得資料。喜龍仁（OsvaldSiren）關於中國建築與藝術的論著眾多，其中關於建築的主要有：《北京的城牆和城門》（TheWallsandGatesofPeking，1924）；《北京的皇家宮殿》（TheImperialPalacesofPeking，1926）；《中國早期藝術史》（AHistoryofEarlyChineseArt，1930）；《中國的園林》（GardenofChina，1949）；《中國與十八世紀的歐洲園林》（ChinaandGardensofEuropeoftheEighteenthCentury，1950）。他還撰寫了《大英百科全書》中的“中國建築”條目。盡管由於專業素養所限，書中的測繪圖不夠規範，但此書仍然是記錄北京城牆、城門的最翔實可靠的文獻。
第二，西方人對中國建築特點的關注開始運用藝術與技術的雙重視角。建築既是一種藝術，也是一門技術。相比較而言，在“中國熱”時期，西方人對中國建築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建築藝術方麵，而這一時期，由於建築史學家的介入，西方人對中國建築曆史、建築技術的關注逐漸得到加強。上述的弗格生和弗萊切是兩位著名的建築史學者，他們看待中國建築便是主要從技術入手的，雖然因材料和觀念上的局限，對中國建築技術的評價並不到位，甚至是完全錯誤的，但也顯示出西方人開始較多地從技術角度考察中國建築的一種趨勢。一旦克服了觀念上的局限，純粹從技術角度分析建築，其所得出的結論就會顯得更客觀一些。在1899年出版的《建築史》（TheHistoryofArchitecture）中，法國人舒瓦西在分析曆史上建築的結構與構造等技術問題的原則下，對中國和日本建築的平麵布局與屋麵構造乃至鬥栱搭接作了探索性的技術分析。盡管從今天看來，因材料上的局限，書中對中國和日本建築的描述不夠準確，對建築結構和構造技術的分析也是較為粗淺的，但畢竟要比弗格生和弗萊切客觀得多。應該說，從技術角度來分析研究東方建築，要比純粹的形式風格上介紹和模仿，在研究深度方麵前進了一大步。
三、東方藝術史與中國古代建築
雖然有一些西方學者以獨特的眼光探討了對西方人而言是既陌生又好奇的東方建築現象，但或因語言的障礙、材料上的局限，或因文化的隔膜、觀念上的偏頗，使這些研究往往失於粗淺的采風和牽強的推論。相比而言，同時期日本的美術考古與建築史家，如岡倉天心、鳥居龍藏、伊東忠太、關野貞、塚本晴、常盤大定、伊藤清造、八木奘三郎等人，以厚實的漢學基礎，從追溯日本佛教建築的源流入手，對中國古代建築進行了較為科學的考察。他們采取查閱文獻、采訪記錄、實地考察、測繪攝影、考古發掘等多種方法，深入中國腹地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調查材料，取得不少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