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可以說是一個“歐風美雨”席卷亞洲大地的時代，而在當時的日本卻興起了一股考察與研究東方藝術史（包括東方美術史、建築史、考古等）的熱潮。
作為明治時代最早係統研究東方藝術的美學家和文藝評論家的岡倉天心，曾多次到中國做過藝術方麵的考察和旅行，寫了《支那遊記》、《支那的美術》、《東洋的理想》、《東洋的覺醒》等與中國有關的著作和作品。岡倉天心雖隻是間接介入建築史的研究，但他對東方文化藝術成果和優越性的宣揚，卻直接回應了歐洲人筆下把東方建築視為“非曆史的建築”的偏見，也影響了日後數代日本學者往往采用美術史的角度對中國古代建築進行考察和研究的方法。
鳥居龍藏是日本著名的考古學家，他除了在日本國內從事考古工作外，還在西伯利亞東部、千島群島、庫頁島、朝鮮和中國的內蒙古、東北、雲貴、台灣等地進行考古發掘和人類學調查，研究東亞各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的古代曆史和文化。在所著的《南滿洲調查報告》、《蒙古旅行》、《從考古學上看遼的文化》等著述中，涉及了不少史前及曆史時期建築遺址。
雖然岡倉天心、鳥居龍藏對中國古代建築有所涉及，但他們畢竟不是專攻建築史的專家，因此其有關東方建築史的成果十分有限。對中國建築史展開係統研究的日本學者，當推伊東忠太。
伊東忠太是日本最初的建築曆史學家之一。自明治25年（1892）伊東忠太提交了《建築哲學》為題的大學畢業論文後，開始了日本建築史和東方建築史的研究。明治26年（1893）在《建築雜誌》上發表的《法隆寺建築論》論文，已嚐試用建築遺構實地考察與文獻調查相結合的方式來研究建築曆史。這一方法成為伊東忠太之後研究建築曆史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也成就了他在日本乃至東方建築史研究領域的突出地位。與同時代的日本學人主要選擇留學歐美和考察歐美不同，伊東忠太在明治34年（1901）獲得博士學位後，於次年就遊學中國，用了三四年時間考察了中國、印度等東方建築。伊東忠太注意到，當時對亞洲建築這一領域的研究，隻有少數歐洲人有過一些論述，不要說論述的質與量遠遠不夠，其論點也帶有許多偏見。對於這一狀況，伊東忠太認為亞洲建築史的研究，日本人比歐洲人更具先天的有利條件，也更有研究的必要。因此他選擇了亞洲作為主要考察地點，而沒有選擇歐美國家。此外，伊東忠太還認為要認清日本建築曆史，首先必須對日本建築有著深遠影響的中國建築有所了解和研究。所以在亞洲各國中，他又把中國作為考察、遊學的首選地點。
伊東忠太一生致力於日本傳統建築以及亞洲建築的研究，著述豐富，其中《支那旅行談》、《北清建築調查報告》、《支那北京皇城宮殿圖》、《支那建築史》、《支那建築裝飾》、《支那建築圖集》（與關野貞、塚本晴合著）等眾多著述直接與中國建築有關。在1936年出版的《東洋建築之研究》（上、下）中，伊東忠太用上冊的一冊篇幅來寫中國建築史，足見他對中國建築的了解和重視。他不僅建立了一個研究中國建築史學的理論框架，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既采用了傳統的文獻研究與文字考證的研究方法，也吸取了近代的考古學與人類學的實地調查方法，從而將中國建築史研究推進了一大步。針對歐洲中心論，伊東忠太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了回應。如在1925年寫成《支那建築史》中該書於1937年由陳清泉譯為中文，改書名為《中國建築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伊東忠太在第一章第二節，專論“外人眼中之中國建築”，認為中國建築是持續進化的，把中國建築視為“非曆史的建築”是西方人對東方文化藝術的無知與偏見。弗萊徹的世界建築史“對於中國建築，亦占數頁。然實支離滅裂，不足置論。彼謂非曆史的實為偏見”。“彼謂中國建築千篇一律者誤也。實際中國建築，最多變化。隻始見之人，不知其變化耳。例如吾人初見外國人時，為外國人之麵目皆一樣，及漸細認，乃知各個人中各異其麵目。彼批評中國建築千篇一律者實表示其對於中國建築觀察之淺薄耳。當然伊東忠太對中國建築的研究並非要全麵地為中國古典建築正名，其研究的直接目標更多地與確認日本古代建築的價值相關。
與伊東忠太同時代的關野貞同樣關注東方建築的研究，多次進入朝鮮半島和中國內地考察。1902年，關野貞開始了對朝鮮的多次的考察，撰寫了《朝鮮的建築藝術》、《朝鮮古跡圖譜》（與常盤大定合著）等多種著述。在1903年撰寫的《新羅時代的遺物》一文中，他注意到朝鮮半島還存在有中國、日本已不存在的遺物，因此認為居於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朝鮮半島在東方美術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1906年，關野貞對中國建築首次考察的行程路線選擇了與伊東忠大致相同的考察路線。在此基礎上，關野貞於1908年完成了《支那的陵墓》一書。1918年後，關野貞又對中國、印度等建築及建築保護情況進行了考察。1925年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跡》（與常盤大定合著），收錄了關野貞和常盤大定在1918至1924年間組織田野調查團，在中國的廣東、江蘇、浙江、河北、山東、山西、陝西等18省從事佛教史跡調查研究的主要成果。後該書增補了佛教建築之外的建築，更名為《支那文化史跡》，成為當時日本出版的中國建築大全。
此外，常盤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伊藤清造的《支那建築》、八木奘三郎的《支那住宅誌》等都是當時有關中國建築的重要成果。需要指出的是，伊東忠太、關野貞、常盤大定等對中國建築的研究主要是從美術史的角度來立論的，這與岡倉天心所提倡的東方藝術史研究有一定的關聯性。
毫無疑問，當時日本人對東方文化藝術的研究，並不是學院式的純學術性的研究，而是帶有日本帝國主義的色彩和傾向，不過它在客觀上促進了日本傳統建築史的研究，同時也間接影響和帶動了中國的建築史研究。其後，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活動，即極受日本早期東方藝術史和東方建築史研究的影響和刺激。如1930年伊東忠太在中國營造學社講演時稱，建築史研究中國方麵以調查文獻為主，日本方麵則以研究遺物為主。1931年關野貞與竹島卓一考察獨樂寺並斷定其為遼代建築後，中國營造學社才從中感到實地考察對研究中國建築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