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營造學社是一個活躍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專門從事中國傳統建築研究和保護的民間學術組織。中國營造學社的成立與開展的相關研究活動，書寫了中國人較係統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最初篇章。
一、中國營造學的創立
中國營造學社正式成立於1930年中國營造學社成立時間有兩種說法：一說為1929年，另一說為1930年。此采後一種說法。，在1919至1929年間經曆了“十年磨一劍”的醞釀過程。
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字桂辛，晚號蠖公，貴州紫江人，民國初曾任交通總長、內務總長、代國務總理等要職，長期兼督北京市政。他對宮殿苑囿、城闕衙署，早有研究。民國8年（1919），時任北方總代表的朱啟鈐前往上海參加南北議和會議，途中經過南京時，受江蘇省齊耀琳省長的邀請，參觀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這一偶然的機會，朱啟鈐發現了該館所藏的《營造法式》抄本。為了《營造法式》能傳後世，朱啟鈐通過齊耀琳將該書借出，委托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這便是被後人稱之為“丁本”的《營造法式》。由於“丁本”經屢次輾轉傳抄，錯漏難免。，於1925年付梓刊行。
朱啟鈐的慧眼善舉，不僅為國內學者提供了研究資料，也使《營造法式》一書開始走向世界。瑞典人喜龍仁於1924年、1926年先後在倫敦出版了《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和《北京的皇家宮殿》兩部專著，其中都引用了《營造法式》的內容。1925年，法人德米維爾也在法國遠東學院叢刊第一、第二卷中發表了有關《營造法式》的評論。1927年，英國建築史家葉慈撰專文對《營造法式》加以評介，後還將“《永樂大典》本”殘頁圖樣與“陶本”互校。日本著名建築史家關野貞，在1925年獲見“陶本”《營造法式》後，便將其編入他講授的《中國建築史》講義。這對朱啟鈐等人欲創立中國營造之學的設想，無疑是一個極大的促進。
1925年，朱啟鈐組建了營造學會，與闞鐸、瞿兌之等人共同搜集有關中國古代營造的散失史書、圖集等，並組織同仁製作了一些古建築的模型。為了擴大營造學會的影響並推動學術研究的進展，1928年朱啟鈐在當時的中央公園（即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園）舉辦了一次展覽會，展出了曆年來所收集、製作的書籍、圖紙、古建築模型等。這次展覽會引起了社會各界對中國古建築研究的關注，中華教育基金會也予以高度重視，並表示願意撥款支持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工作。自1930年1月開始，營造學會有了中華教育基金會應允每年撥款1.5萬元的補助。1930年3月，朱啟鈐在營造學會的基礎上創立了中國營造學社。
朱啟鈐在《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一文中說：“中國之營造學，在曆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曆劫不磨之價值。啟鈐自刊行宋李明仲《營造法式》，而海內同誌，始有致力之塗轍。年來東西學者，項背相望，發皇國粹，靡然從風。方今世界大同，物質演進，茲事體大，非依科學之眼光，作有係統之研究，不能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啟鈐無似，年事日增，深懼文物淪胥，傳述漸替。爰發起中國營造學社，糾合同誌若而人，相與商略義例，分別部居，庶幾絕學大昌，群材致用。”由此可見，當時提倡“國學”的背景，發現與刊行《營造法式》後在海內外學界所引起的反響，是發起成立中國營造學社的主要原因之一。朱啟鈐又說：“工藝經訣之書，非涉俚鄙，即若艱深，良由學力不同，遂滋隔閡。李明仲以淹雅之材，身任將作，乃與造作工匠，詳悉講究，勒為法式，一洗道塵分塗、重士輕工之錮習。今宜將李書讀法用法，先事研究，務使學者，融會貫通，再博采圖籍，編成工科實用之書。在這裏，朱啟鈐顯然把讀懂《營造法式》作為中國營造學研究的切入點。
由於朱啟鈐意識到“物質演進，茲事體大，非依科學之眼光，作有係統之研究，不能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因此，吸收具有科學眼光和建築學素養的人才，成了成立不久的中國營造學社首要的任務。1931年梁思成的到來和1932年劉敦楨的正式加盟，使中國營造學社對中國古代建築“依科學之眼光，作有係統之研究”成為可能。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之後，設置了法式、文獻兩組，分別由梁思成和劉敦楨主持，開展了古建築的調查、測繪和文獻的整理、編纂工作。在不長的時間內，中國營造學社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二、中國營造學社的主要成就
中國營造學社從1930年成立，到1946年結束，前後16年。雖然時間不是太長，且其間有一半時間處於抗戰時期，但以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闞鐸、梁啟雄、單士元、陳仲篪、王璧文等為代表的一批學社成員，在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與古建築保護領域取得了十分輝煌的成就。
1.文獻整理與編纂成果累累
第一，著手編纂“營造詞彙”，《營造法式》得到進一步的校訂。朱啟鈐在《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中說：“纂輯營造辭彙，於諸書所載，及口耳相傳，一切名詞術語，逐一求其理解，製圖攝影，以歸納方法，整理成書，期於世界各種科學辭典，有同一之效用。當時，中國尚無專門的建築學詞典。建築學研究尤其是建築史研究麵臨著中國傳統營造名詞如何選定、如何注釋、如何繪圖、如何分類等眾多問題。中國營造學社成立後，朱啟鈐就把纂輯營造詞彙作為學社的主要研究任務之一，由自己親自負責，並要求闞鐸、劉南策等協助其收集資料、厘定名詞、圖解術語等工作。由於纂輯營造詞彙的工作量及難度均遠遠超過了朱啟鈐當初的估計，最後此項工作不了了之。但其所收集的資料和取得的初步成果，仍為以後中國營造學社的建築史研究及《營造法式》的校注等提供了基礎。
1934年由中國營造學社出版的《清式營造則例》，是梁思成研究清代建築的一部專著。書中詳述了清代官式建築的平麵布局、鬥栱形製、大木構架、台基、牆壁、屋頂、裝修、彩畫等的做法及其構件名稱、權衡和功用，並附有《清式營造辭解》、《各件權衡尺寸表》和《清式營造則例圖版》。此書是了解清代官式建築的入門書，也是研究中國木構建築的基礎讀本，同時也為營造名詞選定、注釋、圖解等提供了範例。
“陶本”《營造法式》印行過程中，陶湘等人已做了大量的《營造法式》校訂工作。1926年陶湘受聘於故宮圖書館，主持故宮殿本圖書編訂工作。1932年，陶湘在故宮殿本書庫發現了抄本《營造法式》。該抄本後被稱為“故宮本”。
“故宮本”發現之後，中國營造學社的劉敦楨、梁思成、謝國楨、單士元等人，以“陶本”為基礎，參以“《永樂大典》本”、“丁本”、“四庫文津閣本”、“故宮本”以及《續談助》等所抄錄的《營造法式》相關內容，對《營造法式》進行了再一次細致的校勘。這次校勘又有所校正，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就是彌補了包括“陶本”在內的《營造法式》各版本在卷四《大木作製度一》的“造栱之製有五”中僅有一至四項的缺憾。根據“故宮本”補上了“五曰慢栱”一項共46個字，即：“五曰慢栱（或謂之賢栱），施之於泥道、瓜子栱之上。其長九十二分；每頭以四瓣卷殺，每瓣長三分。騎栿及至角，則用足材。
第二，整理出版古代建築典籍及民間的營造資料。此時，如《園冶》、《梓人遺製》、《工段營造錄》等陸續得到整理與出版。20世紀20年代由蘇州民間營造專家姚承祖所撰的《營造法原》一書，也受到了重視。
《園冶》，原名《園牧》，是一部講園林建造的專書。它是明代著名園林學家、建築學家計成的力作。明崇禎四年（1631）寫成，崇禎八年（1635）初次刊刻出版。全書三卷。書中《興造論》、《園說》兩篇為總說、緒論，在其後諸篇申論中，尤以《相地》、《立基》、《鋪地》、《掇山》、《選石》、《借景》六篇論述造園藝術者，最為出色，為全書精華。書前以阮大铖《冶敘》、鄭勳《題詞》及計成的《自序》為序，書後有計成的《自識》為跋。但是此書未見著錄，朱啟鈐在李漁的《閑情偶寄》的“居室部”中讀到有關《園冶》的介紹，於是四處搜求。正值闞鐸為編營造詞彙出訪日本，竟在日本覓得《園冶》抄本，又得知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明代刊印本，因此多方設法求得以上版本。後又在當時的北平圖書館發現了明刊原本，但缺第三卷。於是將以上諸本詳加校刊整理，於1932年刊行。這使後來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園林時，有了一部重要的參考資料。
《梓人遺製》是一部有關中國古代的木製機具專著，為元代薛景石所撰。該書以介紹木製機具形狀、結構特點、製造方法為重點，根據使用性能對各種機具分門別類進行敘述，並參考器物和當時製度，繪有各種機具的總圖和分圖，且注明尺寸，是一部頗具實用價值的木工專書。但當時隻有孤本傳抄，未能廣傳。明初雖被收入《永樂大典》，但《永樂大典》正本毀於明亡之際，副本至清鹹豐時也漸散失，後又遭焚、被劫。朱啟鈐仍寄希望於民間尚存抄本，但多方搜羅未果。
《工段營造錄》為清代李鬥所著。清乾隆年間，揚州鹽商、富豪大興土木，建造園林、別墅。據李鬥自序，30年來，他曾往來於諸工段間。他將揚州的工段營造製度方麵的見聞錄下，於乾隆六十年（1795）寫成《工段營造錄》，附於《揚州畫舫錄》卷十七。雍正十二年（1734）清工部頒布了欽定的《工程做法則例》，對建築製度作出嚴格的規範。李鬥《工段營造錄》成書在《工程做法則例》之後數十年，當時清代營造標準已經定型。書中反映的揚州工段營造法則，確實反映了清代《工程做法則例》的規範，大部分術語和營造標準和《工程做法則例》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