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法原》為近代匠師姚承祖原著，約成書於20世紀20年代。姚氏家族世襲營造業，在蘇州一帶頗具影響。姚承祖曾擔任蘇州魯班會會長，為當地匠師領袖。近代蘇州數十年建築中的許多住宅、寺廟、庭園等，皆經姚承祖主持修建。晚年在蘇州工專建築工程係任教期間，姚承祖根據家藏秘笈和圖冊中的建築做法及本人一生的實踐經驗，寫成了闡述蘇州地區傳統建築的講稿，名之為《營造法原》。講稿約3.2萬字，附圖式80餘種。1929年，姚承祖委托劉敦楨整理。，但此時劉敦楨事務繁忙，無暇整理，於是把該書稿介紹給中國營造學社。朱啟鈐曾親自校閱，但因書稿所用建築術語僅限於蘇州一地，未加注解，苦澀難解，書中若幹歌訣，不易明白；且書稿中所有圖式，皆依循舊法，沒有比例，僅表示式樣形狀，因此一時無法校訂。1935年，劉敦楨委托張至剛作進一步整理。張至剛以調查實例、另繪新圖與補攝照片為目的，遍訪蘇州寺觀、祠廟、住宅、庭園，擇其式樣結構與原書稿符合的，逐一測量，製為圖版；並征得原著者同意，改編原文，補充遺漏，訂正訛誤，加編辭解，添加表格，到1937年夏脫稿。可惜因日寇侵華，中國營造學社內遷，在當時未能付印。
中國營造學社還校訂、編輯出版了《一家言？居室器玩部》、《燕幾蝶幾匡幾圖考》、《清內庭工程檔案》等文獻。此外，還收集了《萬年橋誌》、《京師坊巷誌稿》、《燕京故城考》、《惠陵工程備要》（六卷）、《正陽門箭樓工程表》、《如夢錄》、《長安客話》（八卷）等，並詳加校閱。一些諸如《明代營造史料》、《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等也得到了輯錄與整理。
第三，編輯“哲匠錄”。中國古代工匠雖創造了輝煌的建築成就，但他們的事跡向來不為人所關注。中國營造學社專門列“哲匠錄”專題，對自古以來的相關工匠資料進行了輯錄、整理與研究。在這方麵，朱啟鈐費了不少心思。在中國營造學社成立前，朱啟鈐已開始關注曆代工匠資料的輯錄與研究。學社成立後，便指定梁啟雄、劉汝霖等協助他從事這項整理工作，並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自1932年至1936年各期設“哲匠錄”一欄。“哲匠錄”的所錄標準，按朱啟鈐的說法是：“所錄諸匠，肇自唐虞，迄於近代。不論其人為聖為凡，上而王侯將相，降而梓匠輪輿，凡於工藝上曾著一事，傳一藝，顯一技，立一言，以其於人類文化有所貢獻，悉數裒取。他們的工作為後學者留下寶貴的資料。所錄哲匠大致包括營造類、疊山類、攻守類、造像類四大類，凡400餘人。
2.調查、測繪古建築的數量與規模前所未有
研究中國建築史，要采取科學的方法，須對建築遺構進行實地調查。這一認識在朱啟鈐的創立學社的宗旨中已有所體現。加之日本學者在調查中國古代建築方麵所取得成果對學社的促動，使朱啟鈐進一步認識到對建築遺構進行實地調查的迫切性，但苦於沒有專門人才。梁思成、劉敦楨的到來使朱啟鈐的這一願望得以實現。這也是朱啟鈐能與梁思成、劉敦楨密切合作的重要基礎。1932年後，中國營造學社開展了持續的田野調查與測繪工作。從1932年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的短短5年中，學社成員在梁思成、劉敦楨的帶領下，以嚴謹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先後調查了河北、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山東等省137個縣、市，1823座各類古建殿堂、房舍，詳細測繪建築206組，繪製了測繪圖稿1898張。經他們調查被重新發現的珍貴建築遺存上起漢唐下至明清，各曆史時期建築均有發現，由此整理出了較為清晰的中國古代建築技術與藝術的發展脈絡。經科學調查與測繪而獲得的第一手資料，為中國建築史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中很多數據、圖稿至今仍然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有些建築現已不存，當時的調查、測繪材料甚至成了唯一材料。尤其是調查研究過程中所倡導的以實物與文獻相互印證的科學方法，對之後的中國建築史產生極大的影響。
中國營造學社對古建築的調查與測繪成果，大多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中得到了及時的體現。
他對這座古寺的山門和觀音閣進行了詳細測繪，繪製了包括建築外形和內部結構在內的全套圖紙，拍攝了大量的照片，並在披閱文獻資料、親自訪問當地長者的基礎上，最終完成此文。可以說，《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是中國人第一次用科學方法對中國古代建築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文中詳細論述和分析了寺廟的外觀、平麵、台基、柱子、鬥栱、梁架、椽、瓦、牆、門窗等內部結構和外部裝飾以及相關各個部分之間的關係等問題；經過調查研究和縝密考證，梁思成還得出山門和觀音閣建於公元984年的重要結論。這一重要成果，引起中外學術界的關注。因為在當時，“獨樂寺觀音閣及山門，在我國已發現之古木建築中，固稱最古，且其在建築史上之地位，尤為重要。統和二年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北宋建國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僅七十七年，唐代文藝之遺風，尚未全靡；而下距《營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營造法式》實宋代建築製度完整之記載，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觀音閣山門，其年代及形製，皆適處唐宋二式之中，實為唐宋間建築形製蛻變之關鍵，至為重要。。
一次，他遇到一位在薊縣縣立中學任教的教師。言談之中，梁思成得知這位教師的家鄉寶坻縣還有一座類似於獨樂寺的大廟。1932年6月，他和助手們一起來到寶坻縣進行古建築調查與研究，於是有了此文。在文中，梁思成寫道：“在三大士殿全部結構中，無論殿內殿外的鬥栱和梁架，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沒有一塊木頭不含有結構的機能和意義的。在殿內抬頭看上麵的梁架，就像看一張X光線照片，內部的骨幹，一目了然，這是三大士殿最善最美處。在後世普通建築中，尤其是明清建築，鬥栱與梁架的關係，頗為粗疏，結構尤異。但在這一座遼代遺物中，尤其是內部，鬥栱與梁枋構架，完全織成一體，不能分離。可惜這座遼代建築的“楷模”，現已不存。梁思成的《寶坻縣廣濟寺三大士殿》研究報告，成了我們今天研究遼代建築的難得資料。
梁思成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寫就了《中國建築史》，並為日後注釋《營造法式》奠定了基礎。
1931年夏，劉敦楨以南京中央大學建築係主任的身份來北京調查古物，“聞城東有智化寺創於明正統間，雖牆垣傾頹，簷牙落地，而規範猶間有存者”，於是進行了初步測繪，撰成《北平智化寺如來殿調查記》一文。次年秋天，他發現文稿脫誤不少，又重新訂正、補綴。當時梁思成、劉南策等人都曾協助調查。《北平智化寺如來殿調查記》認為：“如來殿之外形雖大體與清代一致，其細部手法盡多特異之點，就中與清式異者每不乏與宋式類似，則明代北平建築，雖受金、元兩代影響，仍未盡忘舊時矩，故宋明之間，不能謂為毫無因襲相承之關係，此殿亦不失為過渡時代之例也。此文不僅成為研究智化寺建築的重要文獻，而且與梁思成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一起成為此後中國古建築尤其是明清時期建築調查、測繪的範式。
劉敦楨正式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後便擔任文獻部主任一職，因此其主要精力放在對古代建築文獻考證方麵。由於劉敦楨國學功底深厚，考證縝密，發前人所未發，所撰文章如《大壯室筆記》（《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2年第3、4期，即第三卷第3、4期）、《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3年第2、3、4期，即第四卷第2、3、4期）、《六朝時期之東、西堂》（《說文月刊》1944年第四卷合刊）等在域內外學術界產生很大的影響，至今仍被看成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必讀之作。雖然專心於古代建築文獻考證，但重視古建築遺構的實地調查與研究仍然是劉敦楨早期治學活動的一個顯著特征。
在中國營造劉敦楨的這些成果和腳踏實地的治學態度，為中國古建築研究樹立了楷模。
在調查與測繪古建築方麵，中國營造學社其他學者也有不少成果。
現在名揚海外的珍貴古建築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山西應縣木塔、天津薊縣獨樂寺、河北趙縣安濟橋等均係中國營造學社成員經田野調查和詳細測繪研究後，而被世人重新認識的。
佛光寺大殿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兩座木結構殿堂之一。位於山西五台山，建於唐大中十一年（857），是唐代建築的典型代表。1937年為梁思成所發現。相傳佛光寺創建於北魏，9世紀初曾建有三層七間彌勒大閣，唐武宗會昌五年（845）滅佛時被毀，後在此閣舊址建此殿，現保存完好。寺依地形布局，地勢東高西低，大殿在寺址東端山岩下高12米餘的台地上，坐東麵西，麵闊七間（34米餘），進深四間（17米餘），上覆單簷四阿屋頂，為全寺主殿。現存寺院雖不大，但台地下院落北側還保存有金代建築文殊殿，其他建築則為清代以後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