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委員任弼時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安徽巡視。這天,他和安徽團特委書記化裝成商人,前往南陵縣參加當地團的會議。
會址選在南陵縣城西北的香油寺內。
不料,由於叛徒的告發,國民黨南陵縣黨部立即派兵趕赴香油寺進行搜捕。會議被衝散後,任弼時和安徽團特委書記疏散到小喬墓旁。
匪兵盯住他倆,從香油寺追到小喬墓旁,以共黨嫌疑犯進行了拘捕。他們被押解到南陵縣黨部,敵人進行了搜身和審訊,除了在他們身上搜出零星的鈔票外,別無所得。但聽到任弼時那外鄉口音,又與一安徽人結伴,這與叛徒密報的某些線索很相似,就不由分說地將他們羈押。
隨後,他們找來那告密的叛徒讓他悄悄辨認,無奈地下黨團活動都屬單線聯係,叛徒隻覺得十分可疑,也不敢肯定。敵人不死心,又單獨提審任弼時。
南陵縣國民黨黨部書記疾言厲色地說:“我們已經掌握了全部情況,你係共黨要人,還不快從速招供!”
任弼時一聽,想到敵人也太愚蠢了!假若真的知道了全部情況,還來提審自己?他便鎮定自若地答道:“我已經多次告訴過你們,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來南陵時的化名),到南陵是做生意的。從小就愛看《三國演義》,聽說南陵有座小喬墓,也不管真假,便由人指點來香油寺遊玩,也不知犯了什麼法,把我抓來,真是莫名其妙。這樣,以後讓我家老板知道了,怎麼去交代?”
“你別在此花言巧語想蒙混!不給你點兒厲害看,你那赤腦殼會嘴硬的。”縣黨部書記一陣冷笑過後,對任弼時施以踩杠、坐老虎凳的酷刑。
任弼時在敵人的酷刑下,昏死過去被涼水衝醒後,仍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就要把我殺了,我也沒有什麼可供的。”
同時,敵人為了弄清任弼時的真實身份,在另一處審訊室內審訊著安徽團特委書記。這位書記任敵人火烙鞭打,也一口咬定不認識任弼時,他倆是在香油寺被衝散後偶然在小喬墓相遇的。
這樣,敵人找不出任弼時的任何破綻,無可奈何,隻得將他作為共黨嫌疑犯遞解到安慶關押。
沒過幾天,有輪船去安慶,敵人就把任弼時等一幹人犯綁在一起,派兵押送上船。在船上,有許多旅客上前圍觀。任弼時忽地瞥見人群中有一個人很麵熟。他仔細一看,原來是他的一個同鄉,常在江南一帶販運絲綢。
這位同鄉見任弼時被五花大綁在人犯之中,擠上前想打個招呼。任弼時見狀,趕緊機警地向那同鄉使了個眼色,示意不要做聲。
這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押送的匪兵連推帶搡地吆喝:“走開走開!押解的都是赤腦殼,有啥子好看!”
任弼時聽著聽著,靈機一動,立即掙紮著站起來,大聲說:“老總呀!你們當官的冤枉了我,你莫再冤枉好人呀!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長沙陳嶽雲紙店的夥計!”
一個匪兵見任弼時連呼冤枉,不耐煩地打斷道:“叫嚷個啥?有嘴到省城申訴去!”
任弼時又向同鄉使了個眼色,接過匪兵的話頭,訴說道:“我隻身到安徽做生意,想不到吃了冤枉官司,這一去還不知道凶多吉少,可憐我住在上海的妻兒還不知音信,哪個好心的人能給捎個信,我再生不忘!”他彎腰鞠躬時巧妙地說出自己妻子陳琮英在上海的地址,暗示擠在人群前麵的那同鄉,將這些情況設法轉告陳琮英。
任弼時智傳音信後,那位同鄉心領神會,便中途下船,趕赴上海,向陳琮英麵告任弼時的目前處境。
陳琮英火速向黨組織作了彙報,並根據黨的指示,帶著孩子趕赴長沙去做營救準備。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積極采取措施,營救任弼時,特地在長沙請了進步律師來到安慶,設法將任弼時的案件從安慶警備司令部轉到了安徽省高等法院。後來安徽省高等法院派人到長沙公署核對口供,陳琮英以長沙堂兄陳嶽雲紙店老板的身份對口供一一作了對質,敵人挑不出絲毫毛病,隻得以共黨嫌疑證據不足將任弼時釋放了。
不久,任弼時接到黨中央的指示,又風塵仆仆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任弼時:中國共產第一代領導集體“五大書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