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委員任弼時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安徽巡視。這天，他和安徽團特委書記化裝成商人，前往南陵縣參加當地團的會議。
會址選在南陵縣城西北的香油寺內。
不料，由於叛徒的告發，國民黨南陵縣黨部立即派兵趕赴香油寺進行搜捕。會議被衝散後，任弼時和安徽團特委書記疏散到小喬墓旁。
匪兵盯住他倆，從香油寺追到小喬墓旁，以共黨嫌疑犯進行了拘捕。他們被押解到南陵縣黨部，敵人進行了搜身和審訊，除了在他們身上搜出零星的鈔票外，別無所得。但聽到任弼時那外鄉口音，又與一安徽人結伴，這與叛徒密報的某些線索很相似，就不由分說地將他們羈押。
隨後，他們找來那告密的叛徒讓他悄悄辨認，無奈地下黨團活動都屬單線聯係，叛徒隻覺得十分可疑，也不敢肯定。敵人不死心，又單獨提審任弼時。
南陵縣國民黨黨部書記疾言厲色地說：“我們已經掌握了全部情況，你係共黨要人，還不快從速招供！”
任弼時一聽，想到敵人也太愚蠢了！假若真的知道了全部情況，還來提審自己？他便鎮定自若地答道：“我已經多次告訴過你們，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來南陵時的化名），到南陵是做生意的。從小就愛看《三國演義》，聽說南陵有座小喬墓，也不管真假，便由人指點來香油寺遊玩，也不知犯了什麼法，把我抓來，真是莫名其妙。這樣，以後讓我家老板知道了，怎麼去交代？”
“你別在此花言巧語想蒙混！不給你點兒厲害看，你那赤腦殼會嘴硬的。”縣黨部書記一陣冷笑過後，對任弼時施以踩杠、坐老虎凳的酷刑。
任弼時在敵人的酷刑下，昏死過去被涼水衝醒後，仍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就要把我殺了，我也沒有什麼可供的。”
同時，敵人為了弄清任弼時的真實身份，在另一處審訊室內審訊著安徽團特委書記。這位書記任敵人火烙鞭打，也一口咬定不認識任弼時，他倆是在香油寺被衝散後偶然在小喬墓相遇的。
這樣，敵人找不出任弼時的任何破綻，無可奈何，隻得將他作為共黨嫌疑犯遞解到安慶關押。
沒過幾天，有輪船去安慶，敵人就把任弼時等一幹人犯綁在一起，派兵押送上船。在船上，有許多旅客上前圍觀。任弼時忽地瞥見人群中有一個人很麵熟。他仔細一看，原來是他的一個同鄉，常在江南一帶販運絲綢。
這位同鄉見任弼時被五花大綁在人犯之中，擠上前想打個招呼。任弼時見狀，趕緊機警地向那同鄉使了個眼色，示意不要做聲。
這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押送的匪兵連推帶搡地吆喝：“走開走開！押解的都是赤腦殼，有啥子好看！”
任弼時聽著聽著，靈機一動，立即掙紮著站起來，大聲說：“老總呀！你們當官的冤枉了我，你莫再冤枉好人呀！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長沙陳嶽雲紙店的夥計！”
一個匪兵見任弼時連呼冤枉，不耐煩地打斷道：“叫嚷個啥？有嘴到省城申訴去！”
任弼時又向同鄉使了個眼色，接過匪兵的話頭，訴說道：“我隻身到安徽做生意，想不到吃了冤枉官司，這一去還不知道凶多吉少，可憐我住在上海的妻兒還不知音信，哪個好心的人能給捎個信，我再生不忘！”他彎腰鞠躬時巧妙地說出自己妻子陳琮英在上海的地址，暗示擠在人群前麵的那同鄉，將這些情況設法轉告陳琮英。
任弼時智傳音信後，那位同鄉心領神會，便中途下船，趕赴上海，向陳琮英麵告任弼時的目前處境。
陳琮英火速向黨組織作了彙報，並根據黨的指示，帶著孩子趕赴長沙去做營救準備。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積極采取措施，營救任弼時，特地在長沙請了進步律師來到安慶，設法將任弼時的案件從安慶警備司令部轉到了安徽省高等法院。後來安徽省高等法院派人到長沙公署核對口供，陳琮英以長沙堂兄陳嶽雲紙店老板的身份對口供一一作了對質，敵人挑不出絲毫毛病，隻得以共黨嫌疑證據不足將任弼時釋放了。
不久，任弼時接到黨中央的指示，又風塵仆仆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任弼時：中國共產第一代領導集體“五大書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