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把時間的節點放在四年友李雨參軍的那一年，也即朔縣土改的前夜。
其時李士傑的3個兒子均已成親。最令公婆不遂心的，據說就是年友的媳婦王蘭英，鄰近的野場村人。好像當初李士傑激烈反對年友的婚事，覺得王蘭英腦筋不夠用，但王蘭英很有哄男人的手段，搞得年友非她不娶，最終父親沒能棒打鴛鴦。但老東家夫妻對大兒媳的反感，確是不爭的事實。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未衰的解放前，也算鄉紳一個的李士傑居然沒能主宰兒子的婚事，實在叫人感覺奇怪。
不過另外兩個兒媳都也精明，三年友媳婦說話風風火火的，娘家在北山那邊的聖佛崖村，是吉莊劉克功的小姨子；四年友李雨媳婦也即李翠梅的母親盧桂英，是平魯盧家窯村盧滿的女兒。李士傑那會兒在村裏開著炭店，盧滿則有煤窯，還養著兩匹好驢。平素盧滿下來賣炭，與李士傑互有業務，交情甚篤，於是才結成兒女親家。盧桂英1946年與李雨成婚時剛滿17歲，就周圍比較，夫家的家庭條件說不上首屈一指也是出人頭地的。
但不言而喻，“富裕”兩字在一定的曆史時期不可避免帶有了原罪色彩。1947年晉綏邊區“三整三查”運動開始後，盧滿已經敗了光景，反而劃為貧農成分，李士傑卻進入富農名單。按政策不冤：“占有多量的土地、耕畜、農具，自己參加主要勞動，同時剝削農民的雇傭勞動，就是富農。”隨即，李士傑識得時務，主動獻出宅院、田產、牲畜等交由窮人平均分配。客觀說來，吉莊的土改鬥爭相對溫和，李士傑夫妻雖也被繩子捆過，卻沒受更多的皮肉之苦。村裏至今健在的李如昆老人回憶說，張家口村的任煥文在區裏做事，好像與李士傑曾有過節，借故想把李世傑捆到別的村子批鬥一番，那就存在性命之憂，但吉莊農會主席李成鬥和民兵隊長李存富堅持說：“我們村的事，就由我們自己辦吧。”任煥文不依，雙方爭吵起來，結果李存富叫來民兵將任煥文捆起來吊在李江家的門頭上，任煥文氣得大叫：“我是上級領導幹部，你們這樣胡鬧要負責任的！”但吉莊民兵反正不買賬，保護李士傑躲過一劫，側麵說明李士傑在村裏為富亦仁、睦鄰親善，沒有什麼以後教科書中所講的諸如橫行霸道、作威作福之類的劣跡。
土改完畢，李士傑全家跟吉莊所有村民基本一視同仁，平均每人分到4畝多田地，十幾口人一共四五十畝。而且，村裏特殊照顧軍屬，不僅給他們退還了房院，另又退還了一輛平板車和一頭大黃牛，確實待遇不錯。固然戴了富農帽子，畢竟軍屬的名分放在那裏，因而做父母的、做妻子的、做兄嫂的，難免把更多的希望維係在李雨身上，共同嗬護著李翠梅從繈褓中漸漸成長，仿佛轉眼間就成了一個5歲的小女孩。
然而，怎曾想李翠梅父女團聚的希望在她5歲的秋天戛然破碎，一封白頭信宣告了李雨再也不可能回來的無情現實。
刹那間，多少牽掛化作了虛無，軍屬被烈屬取代；刹那間，父母喪失了兒子，妻子喪失了丈夫，女兒失去了父親。
可以斷言，李雨的犧牲與他的親人們以後的命運密不可分；包括李士傑、包括高大女、包括盧桂英、包括李翠梅，每個人的人生之路，都將隨著李雨未能凱旋還鄉而徹底改變，就此走入不可莫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