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讀到王冶秋的一本書的校樣，是巴金編的，惜未出版，其間留下了巴金和王冶秋的字跡。於是對他的作品開始留意起來。王冶秋在文物界的名氣很大，原因是做過國家文物局局長吧。我最初知道他，是因為讀了他的回憶魯迅的文章，後來從薑德明先生那裏知道了他的許多軼事，興趣也自然增加了。薑先生很喜歡王冶秋，彼此的交情很深。也許緣於魯迅研究的情分，他們相知得很深，這由薑先生的文章裏可以看出來。李何林先生也曾在一篇文章裏介紹過王冶秋，讀來很有感慨。他的學術才華和領導才華，給知識界帶來的益處，今天還能感受到。
沒有在文物界工作前，我未曾感受到他的輻射力。到了博物館做事後，才意識到他的存在，那個影子般的話題，時常在周圍的同事間講起。魯迅博物館的建立，和王先生的關係很大。解放初，他就把魯迅的北京舊居保護起來。後來建立博物館，奔走最勤的也是他。1976年，成立魯迅研究室，他是組織者，各地來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是他點的將。當年他和魯迅的交往不是太多，可是感情很深，一生都受益於魯迅的思想。在普及與研究魯迅的工作上，他起了別人不能起到的作用。
王迪先生寫了一本《王冶秋傳》，詳細介紹了王冶秋的一生。我讀這本書，感興趣的地方很多，他在未名社的文化活動別有趣味，這影響了他後來的道路。建國後主持國家文物局工作，依然有舊風在。他年輕時代，思想是激進的，幾起幾落，在白色恐怖裏度過了青春時代。未名社的青年，有的學究氣濃些，有的帶點現代主義色彩，他卻是個有抱負的血性的人。這一點和李何林是相近的。我看他的文章和生平史料，一直難以想象他曾是個激進的人物。我這些年接觸日本和韓國的左翼學者，他們當年都坐過牢的，可是他們都很富有溫情，是些很溫和的人。聯想王冶秋那代人的選擇，有諸多相近之處。近年來左翼文人被臉譜化的傾向嚴重，對青年一代的影響多是負麵的因素。《王冶秋傳》提供了另一種素材，告訴我們一個有趣的知識群落，風裏的吟哦，雨中的摔打，曆曆在目。曆史在吊詭之處，亦見溫潤之氣，苦楚裏有愛意回旋，那是很有意思的。
那一代的人與事，是學術與政治，藝術與愛情的交織。王冶秋一生相關的曆史風雲很多，有些故事讓後人感到像曆史小說般多趣。比如他和馮玉祥的關係，與李霽野的交往，都很特別，其內在的東西，不是一般書本裏能夠感受到的。“文革”後期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他傾力甚多，做了許多善事。在中國這樣的大國，遺產保護是大難的事情。況且經曆了現代革命，他所做的恰是時代不太關顧的事情。在打倒“四舊”，鏟除“古文化餘孽”的時代，他麵臨的困境可想而知。新的社會文化，是從舊有的遺產裏滋生的呢，還是觀念的產物，一下從天上掉下來呢？深諳魯迅思想的王冶秋，不是不懂得這些要義。可是又不能置身於時代潮流之外，那就要付出常人難以想象的代價，和一個荒謬的時代周旋。關於考古學，關於近代史研究，關於博物館建設，都要做出另一類思維才能達到目的。“文革”期間，文物保護真是難矣哉，隻能逆著社會思潮而行。逆行，就有大苦。主流社會與民間都不理解。這種情況五十年代就開始了。記得鄭振鐸提出保護文物，就受到茅盾的批評。原因呢，自然是跟不上時代的步伐。社會主義要新文化，文物局卻關注舊文化。用新觀念看舊文化可以，可是有舊文化癖的人保護舊文化，就是問題。鄭振鐸、王冶秋也未能逃出這樣的邏輯，他們的路比一般人要難得更多那是自然的了。
二十年代，他在北大聽過魯迅的課，此後心裏一直惦念著這位老師。他的喜歡魯迅，原因很多。思想的深，和生命的真起了很大的作用。魯迅給他的啟示是眾多的。在文化遺產領域，魯迅的鮮活的思想意識，一直在支撐著他，以致在一些重大問題的選擇上，深的文化情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魯迅博物館聽到了許多故事，其中一個是，薑德明先生在萬安公墓發現了魯迅手寫的韋素園墓碑斜倒在路邊。王冶秋知道後親自到山上把墓碑馱回來，送到魯迅博物館。這塊碑至今還在博物館裏。每一年魯迅祭日到的時候，他都要到西三條魯迅故居獻上花籃。魯迅對他這代人是個情結。我們了解那時期的文化，多少和魯迅有關。在魯迅身後，王冶秋充當了五四文化遺產保護者的角色。在新舊文化之間，他自己深知孰重孰輕，彼此間的關係也處理得很有分寸。現在的年輕人不太容易理解那一代人的心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