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蕪去世的消息是從一位記者的電話中知道的。在回答記者的問題時，我的一些觀點被扭曲地刊發出來，與本意甚遠。現在寫這篇文章，算是一種澄清吧。
談到舒蕪，總覺得他是個難得的學者。他原名方管，安徽桐城人。1922年生於讀書人之家，其父方孝嶽受過新式教育，先後在北大、中山大學任教，古典文學的造詣很深。堂兄方瑋德是著名的詩人，惜其過世很早，未得發展，但對他的影響很大。他的學曆不高，卻很早就在大學任教，早年喜歡哲學，後來對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興趣漸濃，才華不久就被人們注意到了。
誰都知道，舒蕪的出名與胡風有關，他早期有影響的論文《論主觀》就是胡風鼓勵寫出並發表的。後來胡風遭批判，舒蕪把胡風的信件交出來，遂成為一大冤案。此後被罵為文壇“猶大”，受到不斷的指責。他晚年的文章，沒有人們希望的痛哭流涕反省的樣子，於是有人怨恨，有人諒解，如此尷尬之境，他都泰然處之。
關於那些往事，舒蕪一直不太願談，我以為是可以理解的。他逃不開責任，因為胡風案，無數人遭批判，家破人亡，自己是參與者之一，雖然是被動地交出信件，但此舉總有悖於做人的良知吧。幾年後，他還是沒有逃出劫運，1957年也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在經曆了漫長的日子後，他似乎大徹大悟，晚年專心學術，寫了許多文章，尤以周作人研究水準最高。對周氏的思想、文本的把握，是一般人所不及的。討論周作人，不是孤立的筆法，總能從與同時代人對比中發現問題。他對魯迅理解深，也能從史學的角度看待胡適這樣的人物。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字，都很大度寬容，在滄桑感裏藏著智慧。也有史家的眼光，讀者從他的語氣裏，自然能嗅出因無奈所發出的諸種感歎。
可以說，在傳統文化裏，他學到了士大夫的一些東西。明清文人的儒雅與書卷氣是有的。凡涉及到舊的典籍，都能道出原委，見識越俗。尤其校訂史跡，目光敏銳，自己的文章也不涉虛言，乾嘉學派的餘影清晰可見。其實他最欣賞的是五四的文化，推崇魯迅精神。可是學魯迅不像，更多的是與周作人多有契合。文風與思想，近於“苦雨齋”色調。周作人的兒童觀、婦女觀、野史觀，對他都有影響。許多文章是呼應著周氏的傳統的。有人曾譏笑他的周作人研究是惺惺相惜，那也對也不對。因為有“失節”之苦，自然從曆史這麵鏡子可照出什麼來。而在內心深處，他大概在找文化之苦的根源，在反思裏夢遊，這倒是對的。
舒蕪有哲學思維的訓練，隻是後來放棄了這條道路。晚年的隨筆裏能看出他的功夫，是高於同代的許多人的。笛卡兒的思想、康德的思想，都對他有所啟發，而魯迅以來的思想者的傳統，也被其很好地吸收進來。他對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很是敏感。1997年，我的《魯迅與周作人》出版，他寫了長長的信給我，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一次他打電話，希望我能關注一下吳承仕的著作。他認為在章太炎的弟子中，吳承仕是自覺地放棄舊思想，去接觸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在抗戰時期早逝的學人那麼引起他的注意，我以為有他的一種情結在。這情結是什麼呢？我也說不清楚。但有他精神的隱含是沒有疑問的。
五十年代的經驗對他是一種痛苦。六十年代後，他已無甚可談，覺得最有趣的還是魯迅那代人。在許多文章裏，他一直堅持五四新文化的傳統。回到五四那裏去，成了他晚年的一個重要選擇。所以如此，是覺得自己這一代犯了許多錯誤，根底還是魯迅所說的奴性文化未能根除。個性的問題，民主的問題，思想多樣化的問題，都未能在文化上立根，悲劇也就在所難免了。所以他反對讀經，拒絕盲從，都有自己的心得在。我甚至想，他後來的寫作，其實也在還曆史的舊賬。中國產生悲劇的文化根由，不是與每個人都無關的。
而他看人看事的立場也在發生著變化。對曆史人物總能辯證地去看，不隨從別人的眼光。比如談到胡適，就沒有左翼的立場，發現了諸多可深談的話題。講到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的反右運動，那時候的領導人是王任叔，他的右派帽子就是那時扣上的。可是回憶此段曆史時，他並未怨氣十足，還對王任叔說了諸多好話。曆史的複雜使他學會了寬容。文章也沒有了早期的淩厲之氣，精神就變得厚道了。我看他的文章，都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的，有很多從自身體味而來的氣息。生命的過程與思考的過程纏繞在一起，在諸多學人中，他的現實感是明顯的。
無論從哪個角度說，舒蕪都是個值得研究的人物。從周作人到舒蕪，有中國讀書人的痛史。他們失敗過，尋找過。曆史不是在清純裏書寫的。對在複雜環境裏掙紮的中國讀書人而言，以濺著汙水之軀去苦苦尋夢，是大難的。他尋到了什麼呢？內心真的安穩了麼？在這樣一麵鏡子麵前，誰說照不出我們內心相似的影子？
2009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