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木山英雄念念不忘並為之激動的是魯迅的《野草》。他知道那是個超邏輯的世界，自己也無法以什麼理論體係來說明其原貌。木山英雄在此看到了魯迅思想裏本然的存在，自己是虛無的，卻又不安於虛無。活著不是為了親人，而是為了讓敵人感到不適，讓其知道世界的有限，雖然自己也希望速朽。魯迅世界糾纏的是無法理喻的存在。五四文人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思想，都是閃著光彩的存在，胡適、陳獨秀也是以新人的麵目出現在文壇上的。而魯迅獨自在暗影裏，與舊的存在是搏擊與周旋的關係。他越憎惡過去，越覺得自己是一個舊的存在，必然要消失在時光中，於是自覺地去肩著黑暗的閘門，解放那些囚禁在牢籠裏的人。有趣的是被放到光明處的人，卻在詛咒殺戮開啟閘門的殉道者。木山英雄感到了魯迅在保守與進化間的非凡的目光。舊物未去，新物亦汙。女媧以偉岸之美卻造出了萎縮的人類，《頹敗線的顫動》（魯迅《野草》裏的篇章）的老母以殘破之軀養育了家人，未料遭到了子女的道德戕害。木山英雄意識到，魯迅的認知哲學除了尼采式的決然外，還擁有自己特有的東西。自我與他人都被罪感所纏繞，於是隻能陷於苦難的大澤。解放的路應從心靈裏開啟，可是彼此隔膜的世界哪裏是通道呢？他對魯迅的回旋式語言的發現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時候的中國學者尚無深思於此者。八十年代後中國學者的興奮點，有的就是從木山那裏獲得啟示的。
如此深地捕捉魯迅挫折感裏的堅毅的東西，大概與木山的日本經驗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知識界意識到自己的前人的失敗，就在於過於自信自己的確然性，以為掌握了真理，於是自我膨脹，法西斯主義也恰恰誕生於此。魯迅所以刺激了日本學人，就在於一個承擔失敗的人，也能從灰暗裏表現出精神的果敢。日本缺少的或許是這樣的精神界的戰士。而這種帶著苦澀與罪感的心進入魯迅內心世界的人，顯然與中國大陸學者色澤不同。魯迅的另一麵被遮蔽著，日本人感興趣的地方，恰恰是中國學界長期以來的盲點。一個作家的文本在域外傳播中的精神延伸，是不同語境下的有趣的轉換。而中國作家能像魯迅如此吸引人的，的確不多。
作為一名日本人，木山英雄慨歎魯迅與日本作家的區別。在《正岡子規與魯迅、周作人》一文裏，他解釋了周氏兄弟與日本作家的不同。魯迅的一些作品受到日本人的影響是無疑的，像正岡子規對於死亡的描述，直接暗示了魯迅的係列文章。魯迅和正岡子規都寫過《死後》的文章。魯迅表現了對世俗的批判與緊張對峙的關係，可是正岡子規談死，似乎還有著一種宗教式的解脫，文章是安詳的。木山分析說：“因好奇心的作用而多次親臨自己的死後這一體驗，緩解了死這一斷絕，潛在他給他的生死觀帶來了某種通融豁達的感覺。結果，這種與死緊密相鄰的生之體驗，甚至給子規這位精神健全者以非宗教性的拯救，也說不定。”
但受到正岡子規影響的魯迅，卻對死表示了另一種審判傾向：“可以看到那常常是糾纏於主觀和客觀的相互糾葛中的。就是說，有著在試圖觀照生生不已的生命之矛盾，以及以死之瞬間必須消滅的主觀，直接麵對客觀上的死之矛盾意識。其中也包含了受傷的反抗者自我毀滅式的衝動，而在這些死的種種表象之後放進《死後》這一篇，這對《野草》來說極大地豐富了其內涵。”
木山要尋找的恰恰是這個差異。在他看來，魯迅文本無論在審判層麵還是認識層麵，都有可借鑒的地方。日本知識界缺乏的不也正是這些逆俗的奇異麼？
有趣的是，木山對魯迅複雜意識的解釋，也有著詩哲的痕跡。這大概在日本也是少見的。他敏感於魯迅身上的“鬼氣”與“毒氣”，從中分離出的果敢、頑強之氣亦讓其動情不已。魯迅從莊周、韓非子那裏怎樣借來內力，又如何從野性之中表達批判精神，這讓木山頗為興奮。光明誕生於黑暗中，又不屬於黑暗，魯迅來自於舊營壘，可又疏離於舊營壘，這對日本左翼文人，是否是一個誘因？充分考慮魯迅的複雜性，是竹內好以來日本學者的一個特點，包括丸山升、伊藤虎丸、丸尾常喜等都是這樣。這種由日本人的自覺的批判意識而轉向對中國經驗的借鑒，就把魯迅從魯迅之後的意識形態剝離開來，進入到日中文化的雙重參照中。而中國大陸學者對魯迅的研究那時候一直在一種單一的意識形態層麵旋轉，魯迅文本的人類性價值自然被漠視了。相比較於木山英雄的思考，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的中國魯迅研究才形成了對話機製。日本視角下的魯迅研究對後來中國文學的研究，無疑有著不小的對比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