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山英雄對魯迅、周作人研究的啟示
日本的學者在研究中國文學時，一直貫穿著複雜的心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讀解，呈現出與古典文學研究不同的態勢。其間的問題意識也大異於中國學界，於是便成了一個奇異的參照。考察日本學界的思維特點，自然存在著多種路向，幾代學者形成了不同的傳統。但一個共同的特征是圍繞中國現代性的變遷，尋找日本人知識界的自我意識。中國作家提供的精神圖景，作為一種對照，被內化為一些學人批判日本社會的精神因子。
竹內好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曾寫過一本《魯迅》
竹內好（1910—1977），日本著名漢學家，1944年出版的《魯迅》奠定了魯迅學在日本的基礎。，在今天依然有著很強烈的影響力。這本書的出發點是典型的日本式的自問，即帶著對人生疑問而與魯迅發生了精神糾葛。此後丸山升從政治層麵理解魯迅文學
丸山升（1931—2007），東京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魯迅與革命文學》、《魯迅·文學·曆史》等。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當代作家，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存在的困惑的層麵與魯迅的相知，以及伊藤虎丸
伊藤虎丸（1927—2003），曾任廣島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魯迅與終末論》、《創造社研究》等。從“近代性”的視角考察日中兩國現代性的起點，都有意味深長的發現。
但是在諸多研究者中，木山英雄的寫作獨樹一幟，不僅突破了日本學界的慣性思維，更在於找到了別於中國智慧的表達式。
直到今天，木山英雄的著作隻有《文學複古與文學革命》、《北京苦住庵記》譯成了中文。他的文本與一般日本學者不同的地方在於，更願意從悖論的人生經驗中考察日中文學的內在緊張度，而他頗富有玄學之力的內省，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都是少見的。
木山英雄生於1934年，東京大學畢業後在一橋大學任教多年。他對中國的研究內容很廣，包括對章太炎、魯迅、周作人、聶紺弩、胡風、啟功、李銳等的深切解讀。尤其是他對周氏兄弟的研究，目光獨異。他在對周氏兄弟的研究中意識到了魯迅、周作人身上的罪感意識，精神深處被諸多不確切性、互為否定的東西所纏繞。即便是講到文學與革命的話題，他也發現了革命話題對魯迅的另一種意義。“而革命通過它使誠實的詩人感到幻滅，則證明了這革命是真的革命。”
“自己未被殺掉而活了下來，即是證明自己文章之無力的證據。”
木山看到，五四落潮後，胡適、陳獨秀都把精神路向日趨單一化，將文藝與革命分離開來，把學術從政治中剝離出去。而魯迅與周作人依然在藝術的深處表達著對政治的關懷和敬意。麵對日中複雜的巨變，木山英雄發現魯迅兄弟處理問題時的反常理性。比如他們都說文學無用，可是他們又積極地介入當下社會的諸多話題。他們厭惡純然的文藝及唯美主義，但在另一層麵則在雜文中將駁雜的燦爛的意象介於其中，有著詩性的駭俗之美。
在許多文章裏，木山語驚四座，顛覆常識。比如他說在政治理念與審美意識間，魯迅保持良好的抽象概念與野性思維。這是把握了核心的論斷，也解決了魯迅認識中理性力量與審美力量並重的問題。中國的一般作家一旦嗜上理論，則損害了文藝。魯迅卻兼而得之。他的文本常常是在“是而不是，不是而是”中展開自己的主題。比如複仇，在魯迅那裏本來是一個確然的題旨，但非複仇的寬容也不能都一一加以指責，誰能說寬容沒有善意，即便是對手的惡意的所為，也不能簡單為之。木山英雄在魯迅的複仇意象裏找到了多重緊張的精神之力，施愛者卻被釘在十字架上；失去上帝信仰的綏惠略夫（魯迅所譯俄國作家阿爾誌巴綏夫《工人綏惠略夫》主人翁），殺掉的不是自己的敵人而是無辜的看客；熱夢的尋找收獲的卻是虛無。在分析《孤獨者》與《鑄劍》時，木山寫道：
以上兩篇，在以自己的意誌行動的人，有意識拒絕成為卑劣俗眾欲望的對象而複仇的意旨這一點上，顯示了共通的曲折性。而複仇的主題在小說方麵又從不同角度連續地得到了探索，產生了兩篇傑作。一個是絕望的改革主義者積極的“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張的一切”而以“真的失敗”獲得“勝利”走向自滅的《孤獨者》（《彷徨·孤獨者》，1927）。如果說這是內攻性的複仇之極端化的場合，那麼，另一個是為向殺父的國王複仇少年的頭顱為交換，承擔報仇任務的“黑色的人”，砍了國王和自己的頭，三個頭顱在鼎中演出了一場死鬥之戲，最後連誰的骨頭都無法分辨的《鑄劍》。
日本小說類似的鏡頭不多，但一些詩人的意象中含有類似的因素。木山英雄驚訝的是中國的魯迅竟用一種如此荒誕的目光打量人生，而給人的衝擊力完全是形而上的感覺。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過類似的表達。但是東方的文化也可以如此麼？現代中國文學吸引人的存在，在魯迅那裏萌生出來，對於一向推崇中庸、平和的東方人來說，實在是罕見的奇觀，那些高遠而低回的精神之維究竟是怎樣誕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