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市化主導下價值轉移和稀缺資源再評估
資金流程的改變和資本形成的偏向都表明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已經從工業化轉向了城市化。盡管這一過程有著很強的國家主導的性質，但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是有真實需求的。
經濟發展的兩個過程是：第一階段工業化決定城市化，第二階段城市化拉動工業化。第一階段，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成為窮國趕超的唯一手段，全國資源都要為工業化服務，工業化規模決定了城市化的進程。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效應導致了城市的內在發展的需求。農民工要進城，居民有錢要換房，老板要擴張工廠規模。總之，工業化的規模決定了城市化。第二階段，城市化的新發展又開始拉動著工業化的發展，當經濟增長到一定時期，城市化開始進入所謂的加速期，開放和市場化改革加快，要素配置方式從工業化向城市化轉移，城市化主導了工業化的進程。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重工業發展的特征被很多人歸納為“新重化工”階段，本質上就在詮釋城市化拉動工業化的這一根本轉變。鋼鐵、銅、鋁、水泥都到了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了。
在工業化決定城市化的時期，大量的資源和國民的價值是流向工業部門，這裏包含著工業化本身創造的價值和大量其他部門轉移的價值，如稅收減讓(“三減兩免”)、工業用地無償使用、勞動力沒有社會保障、國家利用銀行係統壓低資金價格提供廉價資金和大幅度補貼基礎設施、出口退稅和貶值等，因此工業化的競爭力是全國全部要素通過管製壓低價格轉移出來的，絕不僅僅是勞動力價格低。由於所有要素價格都被壓低提供，因此生產方式一定是粗放式的，主要是靠規模，而且越有規模就越可以多多占用低要素價格帶來的潛在補貼，各地方越大幹快上就越能套取中央的要素價格的補貼，“免費午餐”永遠是不夠的，這種現象比比皆是。
中國為了發展工業化，早期是通過“剪刀差”和命令經濟，通過“扭曲結構”創造自我循環的重工業化，改革開放後政府通過各種補貼的方式和彙率政策推進了外向型的工業化。這種“扭曲結構”補貼工業化的特征決定著資源耗費型的經濟增長，這種發展模式在突破“瓶頸”過程中有著巨大的貢獻，但無法為繼。
“扭曲結構”的方法在城市化為主導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在開放過程中其問題越來越多，東亞模式被質疑和後麵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及危機後的調整都是沿著消除結構扭曲而來的。中央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增長方式的轉變”，短期政策是反對各地方用大幹快上的方法套取“中央政府補貼”，長期政策則是消除“結構扭曲”迎接開放。
城市化成為了新的經濟增長的主導，價值轉移的順序必然發生重大的變化。從傳統趕超時期的全國保工業化到工業化的價值向城市化轉移。近年來，擁有土地的人“發了大財”，土地的價格幾年間上漲了好幾倍，就意味著價值的轉移過程已經開始。但這一轉變過程是逐步發生的，城市化的發展會帶動著工業化進一步發展。
正像我們前麵所講的，城市化和開放必然導致傳統“扭曲結構”保工業化的道路發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這一轉變必然的發展戰略的選擇。這一選擇意味著要逐步消除“結構扭曲”，核心就是將原來人為壓低的價格逐步按市場的方式校正，盡管這可能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但這一過程意味著很多管製下的價格會處於長期上漲，因此在這一方式轉變中的稀缺資源再估值就變得有意義了。
中國工業化發展最無價的資源是土地、水和空氣，在城市化過程中這些也成為最為稀缺的資源，因此價格體係的調整是必然的。城市化作為以人為中心的空間集聚地的特征就是要求經濟、社會和自然的和諧發展，否則城市也將步入畸形的發展。
3.城市化：空間的經濟、社會和資源的分配
城市化更深刻的含義不僅僅在重新理解資金、資源的流向和價值，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徹底改變了中國農村社會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的空間分配模式，也改變了工業化過程中的項目發展模式，使城市成為了在空間意義上集聚資金、資源、人口、公共基礎設施、工業和政府的係列組合體，城市化完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的全部重構過程。
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可能第一次完成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的曆史性轉折，以城市為基礎重新構造經濟社會環境是“十一五”及今後一段時期內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的最主要變量。
（二）中國經濟納入到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
中國“十一五”期間直接麵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全麵進入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它包括了關稅保護基本取消、金融服務業逐步開放、資本項目的管製進行市場化的改革，接納更廣泛的國際經濟社會及自然的治理準則。中國從封閉轉向了改革期間的開放，到進入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全麵一體化進程，在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環境上都要受到非常大的影響，支持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將更多地體現為全球一體化的特征。
1.貿易增長的可持續性
經濟開放的新階段的一個特征就是貿易摩擦加劇。當前，我國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危害的重點國家之一。2004年上半年，就有12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特保調查26起，涉案金額共9.16億美元，我國明顯進入了貿易摩擦的多發期，未來將會遇到更多的貿易摩擦。貿易摩擦從簡單的方麵表現為雙邊貿易爭端的問題，但更深的層次看是貿易的可持續性問題，或者是中國比較優勢的可持續問題。
中國的貿易導向戰略證明是成功的。中國農村的勞動力轉移和生產率的提高都需要通過貿易導向進行拓展。不過，在貿易摩擦頻頻出現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的今天，貿易導向戰略還能持續嗎？中國的貿易增長在全球貿易中到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依據國際的比較，中國貿易的潛力是巨大的，中國目前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還不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
中國貿易還有增長的空間，這點通過國際比較可以看出，盡管中國的出口持續了1／4世紀的快速增長，但比起日本增長了27年，韓國增長了25年，馬來西亞增長了28年，新興工業化國家增長了31年，中國的出口快速增長顯然還沒有達到一個極限，完全可以再持續一段時間，還有增長的空間。
中國的貿易增長的可持續性是沒有問題的，但從競爭的可持續性出發，國家必須在新的階段作出經濟、社會和資源發展的新舉措，消除中國貿易導向中的政府幹預政策，如通過開發區的土地、廉價勞動、環保補貼、稅收的減免等優惠政策鼓勵外資，並再通過貶值、出口退稅等激勵出口，這一方麵促進了外資的進入，極大地發揮了出口對經濟的帶動，但另一方麵也扭曲競爭力的來源，很多競爭力來自於損害人力和社會資本的積累、損害自然和環境。進一步的開放和發展要求貿易增長應由關注貿易順差轉向貿易平衡，由關注貿易額轉向提高生產率、促進國際競爭力持續的貿易導向戰略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