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章(1)(1 / 3)

充分發揮我國經濟潛在增長能力,保持“十一五”時期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家信息中心課題組1978~200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4%。經測算,“十一五”時期我國潛在經濟增長能力仍將高達8.8%左右。但由於前一階段連續多年投資高增長所形成的巨大新增生產能力需要逐步消化,以投資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長期持續,“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將麵臨嚴峻的有效需求約束。為了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潛在經濟增長能力,“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製必須實現三大轉變:一是由投資主導型向投資與消費雙輪驅動型轉變;二是由主要依靠增加資本等資源投入為主向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共同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轉變;三是由主要依靠出口導向型產業和經濟外向型地區的經濟高速增長帶動向內需與外需均衡增長轉變。

為此,必須積極調整投資消費比例,把啟動居民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主要著力點,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要加快推進投融資體製改革,促進有效投資增長和資本積累,抑製體製性無效投資擴張,在提高投資效率的同時適當降低投資率;要促進內需與外需的均衡增長,把國內需求作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立足點,積極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提高經濟增長的資源支撐能力,開拓國際市場空間;要進一步促進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經過努力,“十一五”時期力爭實現年均8%以上的經濟增長率。

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及未來趨勢

1978~2003年的25年間,我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達到9.4%,屬於同期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經濟發展成就令世界矚目,甚至被稱為“中國奇跡”。我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在改革開放以後實現長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以下幾個方麵的因素。

(一)經濟製度改革奠定了經濟增長的基礎

經濟體製改革為經濟增長奠定了有效率的微觀基礎。農村改革使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權和勞動產品的支配權,市場化改革改變了經濟增長的微觀經濟主體——企業的行為模式,非公有製迅猛發展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截止到2002年,國有和集體以外經濟成分的固定資產投資份額占38%,對工業總產值的貢獻率達到57%,吸納了63%的城鎮就業。非公有經濟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後,管理和技術創新就被內生化了。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製改革改進了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了各種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業部門向生產效率較高的鄉鎮企業和城市第二、三產業的轉移。國家宏觀計劃管理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間接宏觀調控體係轉變,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計劃、財政和貨幣調控體係,為增強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提供了體製基礎。

(二)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帶來資本快速積累

1978~2002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年均增長11%,比經濟增長速度高17個百分點;投資率平均為36%左右,在經濟擴張期投資率往往超過40%。按照世界銀行數據:1980~1990年、1990~1999年間,世界資本形成總額年均增長率分別為40%、27%,同期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資本形成總額增長率分別為9.3%、6.8%,而中國為10.8%、12.4%,屬於世界上資本形成總額增長最高的國家之一。高投資增長率和高投資率,源於較高的國民儲蓄率以及外資流入的增長。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由1978年底的210億元增加到2003年底的110695億元,年均增長28.5%。1979~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的年均增長速度為22%,累計實際利用外資5014.71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已占總投資的10%左右。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帶來資本快速積累。根據估算,按1990年價格計算的1978年固定資產淨值為12315億元,2003年為159413億元,年均增長10.8%。對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計量分析表明,1978~2002年我國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9%,資本積累對我國經濟增長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改革開放25年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全麵對外開放的格局基本形成。我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從1987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60%以上,利用外資規模不斷增加。利用外資和對外貿易從四個方麵提高了我國技術水平和管理績效,從而帶動經濟增長。第一,利用外資和擴大進口不僅彌補了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而且通過引進國外的先進設備、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了我國的技術和管理水平;第二,生產和交易空間的擴大有助於我國企業“邊幹邊學”,提高動態運營績效;第三,市場的擴大、競爭程度的提高促使我國企業更加注重在研究與開發方麵的投入;第四,自由貿易有助於知識和技術的傳播,加快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從而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四)人力資本素質有所提高

1978年,我國從業人員為40152萬人,2003年達到74432萬人,年均增長2.5%。教育是發展人力資本的最主要的途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力資本素質不斷提高,1978年全國普通高校在校生85.6萬,2002年全國普通高校在校生已達903.4萬,提高了9.5倍。1978年,普通中等學校在校生6637.2萬,2003年普通中等學校在校生達9806萬,增長48%。我們采用全國從業人員人均教育年限作為衡量人力資本的尺度,利用1982、1990和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以及各級各類學校畢業生人數等資料推算表明,1982年我國勞動者人均受教育年限為46年,1990年為55年,2000年為71年,1978~2002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增長2.4%。

與其他人均收入水平相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居民的總體文化素質、學齡兒童入學率、中小學升學率等指標均處於領先地位,較高的人口素質為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教育水平相當落後,1999年,美國、日本、歐盟人均受教育的年限分別為127、126和124年,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超過50%,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總人口的30%左右。我國教育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在2.4%~3.3%之間,明顯低於世界5.2%的平均水平,也低於發展中國家4%的平均水平。

(五)科技創新投資近年來有所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人員數量每年平均以2.7%的速度增長。到2002年我國共有科技活動人員322.2萬人,其中科學家與工程師217.2萬人,分別比1991年增長47.8%和78.7%,科學家與工程師占科技活動人員的比重由1991年55.7%上升到2002年的67.4%。從科技活動人員構成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科技活動人員所占份額最大,2002年為42.4%,研究與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所占份額分別為12.8%和11.8%。我國已經培養和造就了一支覆蓋各個學科領域、具有一定水平和實力的專業技術隊伍。

世界各國都將科技創新投入作為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戰略性投資,其中,研發(R&D)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是反映科技進步的重要指標,並成為各國和國際組織評價科技實力或競爭力的首選核心指標。我國研究開發經費從絕對量看呈逐年增加的趨勢,1990年為125.4億元,2002年達到1287.6億元,年均增長率為21%。從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來看,1998年以前,該比重始終在0.6%~0.7%之間波動;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研究開發經費占GDP比重逐年提高,1999年為0.83%,2003年達到1.3%。依據一般規律,研發經費占GDP不到1%的國家,缺乏創新能力;在1%~2%之間,會有所作為;大於2%,創新能力比較強。日本、韓國等國家1997年這一指標就已分別達2.83%、2.79%,瑞典更是高達3.59%。美國1999年這一指標也達到2.7%,我國的研發經費和研發能力仍處於世界較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