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剛從南京來到北京的時候，那是1949年的秋天。
北京的秋天有點涼，涼也擋不住外鄉人對它的興趣，因為這是一座濃縮著曆史的城市，街道、胡同、店鋪、人家，都像一本厚厚的古籍，耐人仔細尋味。那一份怎麼也拂拭不去的陳舊感，古老感，使人覺得蒼涼，更覺得沉重。也許那時的北京沒有如今人多，走在小巷子裏，除了鴿哨，除了飄落的樹葉，除了你的腳步聲的回響，連個人影也見不著的，好像時間的鍾擺，已經凝滯在那裏似的。
北京就是這樣的嗎？我在納悶。有一天，走在東單牌樓那條街上，一家茶葉店的樓上，忽聽一班洋鼓洋號的管樂隊，吹吹打打做廣告，使我吃驚得站住了。茶，和薩克管，和架子鼓，應該是很不搭界的。然而，這份淺薄的喧噪，令我對滄桑感的古城，有了不同的認識。在我記憶中，上海的茶莊，雖在十裏洋場，置身鬧市，但惟恐其不古色古香，盡量斯文禮貌，端莊儒雅，盡量商人氣少，書卷氣濃。而古城的茶葉店，卻如此摩登，趨時，市俗化，實在有些不解。
這是我最早接觸到的北京人的茶趣。後來，才漸漸明白，老北京人對於飲茶之道，和茶葉主產地的南方人，那舌尖味蕾的微妙感覺，有著難以調和的差別。“大碗茶”出於北京，就憑這三個字，便大致概括了京城百姓的茶品位。
這一年的冬天，我參加京郊的土地改革運動，就在海澱藍靛廠一帶，第一次喝到了地道的北京花茶。那時，藍靛廠是真正意義的郊區，進得偏遠一點的村莊，往往見土牆上，用石灰水畫的大圓圈。初不明何義，後經老鄉解釋，方知那是嚇唬狼的。因為狼性多疑，一見白圈，不知深淺，便多掉頭而去。如今，若將當時土改工作組有人受到狼狙擊的事，講給那一帶的人聽，一定以為是天方夜譚。
所以，分到各村去的工作人員，一路灌足了夾帶著沙塵的西北風，再加之對狼的提心吊膽，到了老鄉家，坐在熱炕上，喝一盞香得撲鼻的花茶，是多麼滋潤安逸的享受啊。
藍靛廠周圍村莊，多為旗人聚居地。他們大都不從事農業勞動，因而不能分田分地，但有關政策還是要向他們宣傳的。旗人由盛而衰，雖衰，可還保留著一點盛時餘韻。譬如禮數周到，譬如待客殷勤，客至必沏茶，必敬煙，古風依然。水壺就坐在屋當央的火爐上，整日嘶嘶作響，陽光透過略有水蒸氣的窗戶，有一種朦朧溫馨的感覺。我第一次喝到北京的花茶，就是一位穿著長大棉袍（即使當時也不多見）的旗人老太太，親手沏的。
遞在我的手裏，眼為之一亮，杯子裏還浮著一朵鮮茉莉花，那在數九寒天裏，可真是稀罕物。以前在上海家中，隻知綠茶和紅茶，也僅識得綠茶的炒青、瓜片、毛尖，和紅茶的祁門、英德、寧紅種種。不知花茶為何物？四十年代在南京讀書時，隨著當地同學去泡茶館，南京人講究“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泡茶、泡澡，視為人生兩大樂事，這才聽跑堂問，“先生阿要香片？”
香片者，即花茶也。這位曾經進過宮，給太後娘娘（我估計為光緒的瑾妃，後來的隆裕皇太後）磕過頭，請過安的老太太，不說花茶，而說香片，這是一種派，一種過過好日子，見過大世麵，輕易不肯改口隨俗的自尊。前幾年，到台灣，與那邊的朋友談北京，有人很留戀北京香片，說那一股沁人心脾的氣味，至今難以忘懷。看他年紀，不用問，三四十年代肯定在北平呆過，屬於在旗老太太那一類的香片茶友。現在，幾乎沒有人說香片了，“文革”期間，到茶葉店裏，連花茶也不說，招呼聲來一兩“高碎”（即高級茉莉花茶碎末的簡稱），服務員也就明白了。花八毛錢，捧回家來，挨批遭鬥之餘，喝上一杯，也是無言的自我安慰了。
在什麼都憑票憑證的年代裏，隻有茶葉，和中國老百姓在一起，真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