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巧合也太奇妙了。
秦可卿的公公賈珍，“哭得淚人兒一般”，這公公與兒媳的關係，多少寫得曖昧。而彼爾是別竺豪夫的私生子，則毫無遮攔地全盤托出，一點也無顧忌。兩位大師不約而同地寫了死亡，但著眼點不同，雖然都無意去曆數死者的行狀，把筆觸指向圍繞死人的活人。托爾斯泰意在遺產的爭奪，彼爾命運的轉變，伐西裏王爵和那個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對財產的染指之心。而曹雪芹則通過秦可卿之死，王熙鳳辦理喪事，直到弄權鐵檻寺，把榮寧二府的上下左右的利害複雜關係全麵呈現在讀者眼前。
江湖河海，總是會由水來溝通，大師與大師，大概由於心有靈犀的原因，也會不約而同相應的。
於是，不論是好死，還是壞死，不論是該死，還是不該死，不論是人生輝煌的結束，還是一輩庸碌的終點，不論是過客匆匆的結束，還是惡貫滿盈的下場，所有這些各式各樣的死亡，都是作家筆下考量的著力點，也是作家才能表現的競技場。
應該說，死不難寫，但要寫好，確也不易。道理很簡單，既然有千千萬萬的生，必然也就有千千萬萬的死。想寫得與人不雷同，不重複，不撞車，不蹈他人或自己的覆轍，那是很難的，而要在這個基礎上能寫出新意，翻出新聲，別出蹊徑，開創出前所未有的生麵，那就是更難更難的事了。
在這裏，西方文學名著中那些經典的死亡場麵，總是讓我們難以忘懷。
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死；
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死；
哈代的苔絲之死；
斯湯達的於連之死；
梅裏美的《卡門》裏，那位茨岡女子的死；
小仲馬的《茶花女》中，那位交際花瑪格麗特的死。
所有這些文學中的死亡，無不給中國讀者帶來靈魂上的極大震撼，和掩卷以後久久不能平靜的心。
尤其，法國的大作家雨果筆下的死，《巴黎聖母院》裏那個極美麗女子和那個極醜陋男人的結局，更是有文學以來，將死亡寫到極致地步的最精彩一筆。
雨果在此書卷首的序言中，語出驚人地講他不久以前，在那座大教堂兩幢鍾塔之一的暗角裏，注意到一處牆壁上，曾經有人在石頭上，不知費了多少時間和力氣，大概是用手指，生生摳刻出來的希臘文單詞ANArKH。
這些字母裏所銘刻著悲慘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動作者的同時，也打動了我們這些異國的讀者。然後，在全書結尾處，讀到下麵這個細節，絕對會倒抽一口冷氣，渾身戰栗，錯愕萬分，驚心動魄，歎為觀止。
在地窖裏，人們發現了兩具屍骨，一具把另一具抱得很緊。一具屍骨是女的，緊抱著的那具屍骨是個男人。人們想把他同他緊抱著的那具屍骨分開，他就倒下去化成了灰塵。
將死亡寫到如此刻骨銘心的程度，真是令我們對大師手筆的不勝訝異和萬分欽佩，打心眼裏向這位文學大師起敬。
然而，從魯迅先生開始的新文學運動，至今快八十年了，很抱歉，類似的閱讀驚奇，還真的沒有在中國作家的作品中體驗過。已經故去的前輩作家，也就不去理論了。當下健在的寫暢銷書的同行，那種令讀者付之闕如的空虛感依舊。要是說他們笨，顯然是不準確的，這世界上別人玩的文學花樣，俺們還有沒玩過的牌嗎？要是說他們懶，顯然也是不準確的，這世界上可有另外一個國家，年產數百部長篇小說，數幹部中篇小說，數萬篇短篇小說的嗎？隻有一種可能，他們太快活了，過著神仙也似的日子，用下體寫作或者寫下體，是不會想到死亡這個概念的。
因此，在《紅樓夢》中，第十三回：“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隻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覺的‘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的細節；第七十八回那魂牽夢縈，情真意摯，浮想聯翩，洋洋灑灑的《芙蓉誄》；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斷癡情薛寶釵出閣成大禮”，第九十八回“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病神瑛淚灑相思地”的那種反傳統的觸目驚心的死亡寫法，在白話文運動八十多年以後，中國新舊兩代文人，還沒有寫出來能超過曹雪芹和高鶚有關死亡的精彩篇章。
當然，也應該看到，中國人對死亡，是避諱的，因為想到的，馬上是地獄，是罪孽，是禍祟，是天懲；西方人對死亡，是敬畏的，認為死是莊嚴的，神聖的，上帝的寵召，死者的尊嚴是不容褻瀆的。這種本質上的不同，理念上的差異，反映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以死亡為題旨的創作，從來不是很主要的部分。
中國的舊時文人，在孔子“不知生，焉知死”的指導思想下，在小農意識的極端現實主義支配下，在小市民的市儈主義的庸俗氛圍中，在大團圓視之為農耕社會最高境界的寫作原則下，死亡這個命題，不是一筆帶過，就是略而不提。
於是，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紅樓夢》，如果不是惟一，也是少有的直麵死亡的不朽著作，表現了曹雪芹那種大師的膽識、才情、創造力和對生活的真誠。尤其高鶚，差不多被所有奉脂硯齋為宗祖的紅學家唾棄的，並斥之為“狗尾續貂”的“可惡”之人，如果沒有他在上述第九十七回、第九十八回所堅持的悖背中國人閱讀習慣，反其道而行之，將林黛玉一定死在薛寶釵出閣的那刻，將小說推向高潮，使小說達到無可置疑的不朽。這就不簡單歸之為高鶚的勇氣和膽識，而是他絕不弱於曹雪芹的睿智才華的超人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