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人，是一門語言藝術，而挨罵，則是一門行為藝術，《紅樓夢》中幾乎寫盡了中國人的罵和被罵。
我記得1957年的秋天，因為寫了一篇小說《改選》，在當年七月號的《人民文學》發表以後，被劃為“右派”。當右派，並非一戴右派帽子就了事的，還要加以批判，加以聲討，加以群眾圍攻，加以低頭認罪，是有一整套所謂政治運動的程式，按部就班地進行。在北京東單三條我們機關接連好幾天的批我的大會上，一位當時的劇作家，對我將在《人民文學》要發表的另一篇小說開頭的一句話：“太陽漸漸地落下山去，天色也漸漸地沉重起來。”說，“看這個李國文，心理多麼陰暗，思想多麼反動，他不寫太陽上升，偏要寫太陽落山，是何居心？”
我隻好啞然。
因為對一個寫過一點東西的這位劇作家，這種幾乎不懂文學常識的批判，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也許我臉部表情，有那麼一絲絲不屑回答的表現，激怒了他，也激怒了運動積極分子。就有人跳起來喊口號，要我放老實些，要我端正態度，要我坦白從寬，在場的我的那些同事，也一起隨著呐喊。
這位劇作家來勁了，用手戳著我的額頭，唾沫星子噴到我的臉上，他破口大罵起來：“你算什麼東西？頭頂長瘡，腳底流膿，壞透了！”到了“文革”期間，我不禁額手稱慶了。那時的紅衛兵已經把毛主席比喻為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如果這個時候，這位劇作家挑頭說我太陽落山，是攻擊偉大領袖，我還不被當場打死？不死也得脫層皮。
於是，想想，被罵兩句，又何妨？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有致楊杏佛先生一書，雲：“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與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
像胡適先生這樣的高風亮節，我是絕然做不到的，我通常采取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路上挨狗咬了你一口，你能追著去咬那條混蛋狗嗎？這麼多年挨罵（有時還要挨打）以來，我漸漸相信老天眼不瞎，我漸漸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也看到那些咬人者，並沒有得到上帝格外恩賜的紅包。
這都是往事了，那個罵得我狗血噴頭的劇作家，最後“疽發背而死”，現在，連東單三條開批鬥會的那座院子，也早化為烏有了，成為東方新天地。我因為那篇小說《改選》，當了二十二年的“右派”。我學會的惟一聰明，從那以後，我盡量不寫“太陽落山”，而學海明威，寫“月亮升起”。然而太陽該落山還是落山，包括我們心中不落的紅太陽，也作古多年了。
罵，不僅僅是國粹，外國人罵起人來，也很厲害。
“shut！”狠，而且毒。類似洋罵的這個詞，約相當於中國人嘴上常掛著的“操！”不過，中國人說這個“操”字，已與原意剝離，隻是起到語氣助詞的作用。這個字的標準寫法，為“禽”，很不登大雅之堂。創造這個漢字的古人，當他琢磨出這個形象的構思時，肯定抿著嘴，偷著樂。所以，無論中國人的罵，還是外國人的罵，大半和性聯係著。
譬如稱之為國罵的“他媽的”一詞，將其省略部分一塊譯成英文，應該是“我要和他的母親發生性的關係”，外國人一定會覺得拗嘴和別扭的。其實，他們也許永遠不能理解性禁忌的中國人，為什麼在罵人時，能發揮出如此的想像力。
罵人是藝術，罵得淋漓盡致，罵得入骨三分，不容易，是一門功夫。同樣，挨罵也是藝術，挨罵得臉如城牆，心如古井，酒飯不誤，照當喪家之犬，抽不冷子還能反咬一嘴者，也是一門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