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曹雪芹寫罵(1 / 3)

罵人,是一門語言藝術,而挨罵,則是一門行為藝術,《紅樓夢》中幾乎寫盡了中國人的罵和被罵。

我記得1957年的秋天,因為寫了一篇小說《改選》,在當年七月號的《人民文學》發表以後,被劃為“右派”。當右派,並非一戴右派帽子就了事的,還要加以批判,加以聲討,加以群眾圍攻,加以低頭認罪,是有一整套所謂政治運動的程式,按部就班地進行。在北京東單三條我們機關接連好幾天的批我的大會上,一位當時的劇作家,對我將在《人民文學》要發表的另一篇小說開頭的一句話:“太陽漸漸地落下山去,天色也漸漸地沉重起來。”說,“看這個李國文,心理多麼陰暗,思想多麼反動,他不寫太陽上升,偏要寫太陽落山,是何居心?”

我隻好啞然。

因為對一個寫過一點東西的這位劇作家,這種幾乎不懂文學常識的批判,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也許我臉部表情,有那麼一絲絲不屑回答的表現,激怒了他,也激怒了運動積極分子。就有人跳起來喊口號,要我放老實些,要我端正態度,要我坦白從寬,在場的我的那些同事,也一起隨著呐喊。

這位劇作家來勁了,用手戳著我的額頭,唾沫星子噴到我的臉上,他破口大罵起來:“你算什麼東西?頭頂長瘡,腳底流膿,壞透了!”到了“文革”期間,我不禁額手稱慶了。那時的紅衛兵已經把毛主席比喻為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如果這個時候,這位劇作家挑頭說我太陽落山,是攻擊偉大領袖,我還不被當場打死?不死也得脫層皮。

於是,想想,被罵兩句,又何妨?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有致楊杏佛先生一書,雲:“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與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

像胡適先生這樣的高風亮節,我是絕然做不到的,我通常采取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路上挨狗咬了你一口,你能追著去咬那條混蛋狗嗎?這麼多年挨罵(有時還要挨打)以來,我漸漸相信老天眼不瞎,我漸漸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也看到那些咬人者,並沒有得到上帝格外恩賜的紅包。

這都是往事了,那個罵得我狗血噴頭的劇作家,最後“疽發背而死”,現在,連東單三條開批鬥會的那座院子,也早化為烏有了,成為東方新天地。我因為那篇小說《改選》,當了二十二年的“右派”。我學會的惟一聰明,從那以後,我盡量不寫“太陽落山”,而學海明威,寫“月亮升起”。然而太陽該落山還是落山,包括我們心中不落的紅太陽,也作古多年了。

罵,不僅僅是國粹,外國人罵起人來,也很厲害。

“shut!”狠,而且毒。類似洋罵的這個詞,約相當於中國人嘴上常掛著的“操!”不過,中國人說這個“操”字,已與原意剝離,隻是起到語氣助詞的作用。這個字的標準寫法,為“禽”,很不登大雅之堂。創造這個漢字的古人,當他琢磨出這個形象的構思時,肯定抿著嘴,偷著樂。所以,無論中國人的罵,還是外國人的罵,大半和性聯係著。

譬如稱之為國罵的“他媽的”一詞,將其省略部分一塊譯成英文,應該是“我要和他的母親發生性的關係”,外國人一定會覺得拗嘴和別扭的。其實,他們也許永遠不能理解性禁忌的中國人,為什麼在罵人時,能發揮出如此的想像力。

罵人是藝術,罵得淋漓盡致,罵得入骨三分,不容易,是一門功夫。同樣,挨罵也是藝術,挨罵得臉如城牆,心如古井,酒飯不誤,照當喪家之犬,抽不冷子還能反咬一嘴者,也是一門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