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子不語怪力亂神”，鬼，是不在其內的，所以，古往今來，即使聖人之徒，也有寫鬼說鬼者。隻是到了“文革”期間，“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鬼，劃到杠杠以內，便屬於犯禁之列。所以，“文革”前，何其芳先生主持彙編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還得到毛主席的首肯；而在史無前例的年代裏，孟超先生寫的一部《李慧娘》，江青可讓他沒少吃苦頭。
其實，古人要比“文革”首領豁達得多，不往遠說，就以清代為例，如《欽定四庫全書》的總編輯紀昀，寫了一部《閱微草堂筆記》；大名士袁枚，寫過《子不語》；大作家蒲鬆齡，寫過《聊齋誌異》。在他們筆下，不但寫得鬼氣拂拂，而且還能把鬼寫得栩栩如“生”。外國的大文豪也不怕寫鬼，莎士比亞在他的《哈姆萊特》裏，讓鬼魂上場。歌德的《浮土德》中的梅靡斯特，本身就是一個魔鬼。解放前我在南京讀國立劇專的時候，校長餘上沅先生很為他在英國留學學戲劇，曾經串演過《哈姆萊特》中的這個鬼魂，感到自豪呢！
魯迅先生也寫過鬼的，而且，他研究過鬼。在他的作品裏，至少寫過兩種鬼，一個是無常鬼，也就是拘魂使者。一個便是“奴奴本是楊家女”的女吊，在鬼的行列中，應該說是最風流，最漂亮的女性之鬼。先生認為這兩種鬼，是紹興“有特色的鬼”，與外地不同。第一，那拘魂使者，甚至還有一絲幽默感，不那麼凶神惡煞；那插圖上的無常，有點像濟公，扇子別在後領口，很瀟灑的。第二，尤其這個女吊，不像香港電影裏那吸血鬼似的，伸出可怕的又長又紅的舌頭。所以，浙東地方的這兩位鬼魂，由於先生寫了，因而也在文學畫廊裏，得到了永生。於是凡讀過先生著作者，無不知這個顯然是很可愛的女性吊死鬼的。
他對女吊的評價極高，認為是“一個帶複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他還說：“‘女吊’，也叫做‘吊神’。橫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號的，我還沒有發見過第二位，則其受民眾之愛戴也可想。”
接著，先生寫她的出場：“這之後，便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涼的喇叭；少頃，門幕一掀，她出場了。大紅衫子，黑色長背心，長發蓬鬆，頸掛兩條紙錠，垂頭，垂手，彎彎曲曲的走一個全台，內行人說：這是走了一個‘心’字。”
我們都讀過《社戲》這篇文章，可以想像那夜幕下，河溝旁，草台班，嗩呐聲，走出來這樣一個婀娜女子，仿佛電影的推拉鏡頭似的，將她引自台口，一張皎白的臉，一雙哀怨的眼，一下子，就把這位悲豔的女主角，和圍繞著她的陰森森的氣氛，烘托了出來。
“為什麼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
連巨匠如先生者，也還弄不清楚，他人當然更不敢置喙了。
心的形狀，以及心這個字眼，大家都知道，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與愛情緊密相連的。例如男人稱呼妻子或未婚的女友叫做“甜心”。例如愛神丘比特的箭，射中的那個靶子，也是一顆心狀物。例如情人節禮品的心形巧克力，項鏈上墜著個心形金荷包，荷包裏那所愛之人的倩影，自然也是剪成心的形狀。凡此種種，說明心形和心字，是毫不猶疑的愛情象征。
因此，我每次讀先生這篇《女吊》，總有一個深覺可笑的聯想，也許做了厲鬼以後，便中外合璧，洋為中用，實行拿來主義了？不像我們陽間那些一心維係道統的大人先生們，活得怵怵惕惕，過得小心謹慎，對於外來的東西，不分青紅皂白，先問姓“資”姓“社”，對於新鮮的事物，怕得要命，避之惟恐不及。想不到一個女吊，居然會有這種豁達，不拘泥於東西方文化的異同，敢於有萬物悉備於我，一切均能為我所用的胸襟，實在是令人肅然起敬了。
那時候，大概還是大清朝吧？硬被人家敲開了閉關鎖國局麵，所以對於“西夷”或“西酋”的一切，視做洪水猛獸，生怕壞了我五千年中華古國的風水。想不到區區一女吊，敢在台上走起心字來，用形體動作，訴說她悲苦的愛情。比起那些把腦袋紮在沙漠裏，恨不能躲開整個世界的大活人，要胸懷寬闊得多。
也許東西文化並非像楚河漢界一樣，分割得那樣清楚，自有其交融彙通或相映成趣的地方。否則我想不透，遠離塵囂的浙東地方，還是窮鄉僻壤之中的女鬼，怎麼竟會無師自通地和外國人對於心的理解合拍，在野台班上舞之蹈之表現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