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德輝（1864—1927），字煥彬（亦作奐份、奐彬），號直山、直心，又署郋園，時稱“郋園老人”、“麗廔主人”，因幼時患過天花，留下滿臉疤痕，故人稱“葉麻子”。原籍江蘇吳縣（今蘇州），其父葉雨村於太平天國時遷居湖南長沙，後以湘潭為籍，葉德輝為晚清著名學者。
葉德輝八歲入小學，攻讀《四書》、《說文》、《資治通鑒》、《五朝名臣言行錄》等，十七歲就讀於嶽麓書院，光緒十一年（1885年）鄉試中舉人，光緒十八年（1892年）會試中進士，授吏部主事，兩年後返鄉家居。此後專門從事經學、小學研究，兼及藏書、校書、刻書諸事，並以著書、藏書、刻書為樂。
葉德輝在經、史、子、集等方麵著述豐富，據李肖聃的《湘學略》記載：“所著書於經有《周禮鄭注改字考》六卷、《儀禮鄭注改字考》十七卷、《禮部鄭注改字考》二十卷、《春秋三傳地名異文考》六卷、《春秋三傳人名異文考》六卷、《經學通詁附經學緒言》六卷、《孝經述義》三卷、《天文本論語校勘記》一卷、《孟子劉熙注》一卷；於小學有《六書古微》十卷、《同聲假借字考》二卷、《釋人疏證》二卷、《說文讀若考》八卷、《說文籀文考證》二卷；於子有《輯傅子》三卷、《訂誤》一卷、《鬻子》二卷、《孫柔之瑞應圖記》一卷、《淮南萬畢術》一卷、《星命真原》十卷；於史有《隋書經籍誌考證》六卷、《漢律疏證》六卷、《輯山公啟事》一卷、《山公軼事》一卷、《宋趙忠定奏議別錄》八卷、《宋紹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考證》二卷、《四庫全書總目版本考》二十卷、《觀古堂藏書目錄》四卷、《郋園讀書誌》十卷、《書林清話》十卷、《書林餘話》二卷、《藏書十約》一卷；於集有《古泉雜誌》四卷、《消夏百一詩》二卷、《觀書百詠》四卷、《和金檜門觀劇絕句》一卷、《昆侖百詠》二卷、《南遊集》一卷、《書空集》一卷、《歲寒集》一卷、《漢上集》一卷、《於京集》一卷、《還吳集》四卷、《北征集》四卷、《浮湘集》一卷、《山居文錄》四卷、《北遊文存》二卷、《翼教叢編》六卷、《覺迷要錄》四卷、《軒今語評》二卷；其所刻觀古堂麗廔叢書書目叢刊又都幾百卷，賢子啟倬總為郋園全書。”
葉德輝精研學術，無不貫通，在經學、史學、藏書學、版本目錄學、刻書學、校勘輯佚學等方麵，卓有成就，令人矚目，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已故學者楊樹達說葉德輝於經學能馳貫眾家，追跡段（玉裁）、王（筠），自標獨得。到了晚年又一心研究文字學，熟諳眾家史籀；他精通目錄版本學，凡雕刻源流，傳本真贗，他都一清二楚，莫不駢列在胸，指數如畫。對於子部書，他能深研星命，推本漢師，能遊心藝術，對書畫、古幣研究精深。其於詩文，早年攻儷體，壯年崇尚古文，其詩作為一時絕響。因此，楊樹達得出結論：“其博洽淵如西莊（王鳴盛），遜其專詣，信學林之偉業，曠代之鴻儒也。”（《郋園先生全書·序》）然而，葉德輝為人處世往往頑固保守，恃才傲物，死守傳統而抵製新鮮事物，常遭人非議。史學家謝國楨在《叢書刊刻源流考》一文評價：“葉氏為湖南土豪，出入公門，魚肉鄉裏，……論其人實無可取，然精於目錄之學，能於正經正史之外，別具獨裁，旁取史料，開後人治學之門徑。”著名學者楊伯峻也是這樣評價的：“其人固不可取，其學實有可傳。”在此，筆者無意於葉德輝為人處世之是非曲直，重點對其學術思想、學術特色予以評述。
一、“頗尚漢學而獨崇朱子”的學術路徑
葉德輝北遊京師之時，儒學大師陳醴之漢宋調和說在士大夫中廣為流傳，葉德輝對此也是“朝夕研求，覺其書平實貫通，無乾嘉諸君囂陵氣習，始知盛名之下，公道在人；眾口交推，良非虛溢”（《郋園論學書劄》）。可見，葉德輝對待漢、宋學派不拘泥於門戶家法，而主張兼收並蓄。在具體的治學方法上，葉德輝遵循的是漢學路徑，所謂“非識字無以通經，非通經無以治群言之龐雜，使歸於雅正；顧非兼覽博涉，又無以窮經之流。故自知學，即恒以《說文解字》及《四庫全書提要》二書自隨”（《郋園先生傳》）強調通經必先識字，強調古籍目錄版本的意義，都是漢學所主張的。另一方麵，葉德輝自幼接受理學的教育，以日讀《資治通鑒》與《名臣言行錄》為功課；加上在以理學為正統的嶽麓書院就讀，崇奉朱子亦是他的主張，因此，葉德輝不主張漢宋之爭，也不以漢、宋學自限。
然而，對於所謂“漢宋調和”論，葉德輝卻表示非議，而提出“尚漢學崇朱子”的主張。葉德輝的老師徐仁鑄寫信要葉德輝遠師顧炎武、近法陳醴。葉德輝卻認為陳醴之漢宋調和是和稀泥的做法，混淆了是非，他說：“吾生平頗尚漢學，而獨崇朱子，然非曾文正、陳醴調人之說，所謂漢宋兼采者，則以朱子自有真是之處，在學者之探求，不在口說之爭辨耳。”（《經學通誥》卷一）因此，對陳醴的漢宋調和進行了反駁。
第一，認為性與天道，聖人不可得而聞，本非漢儒所究心所擅長，何必非要在漢儒言說中尋找宋學義理。宋人的義理之說，原亦有虛有實，實者入理，虛者如禪。朱子之學實，陸子之學虛。性理之說，高明者與釋氏離合在毫發之間，卑陋者乃以語錄空談導天下之人以不學。
故自己“於宋學獨重朱子”，“於朱子之學，尤重實踐”（《郋園論學書劄》）。在他看來，宋學並非僅言性命，若僅言性命，即使是周、程、張氏，也會流入異端。朱子的可貴之處，在於他針對性命之說的弊端，“救之以主敬，輔之以讀書”。因此，朱子之學，不僅與陸子有異，亦與周、程、張有異。這裏不僅否定了漢儒言義理的說法，而且對宋儒義理本身作了分辨，認為值得倡導的宋儒義理並非性命之說，而是朱子一派務實的義理。
第二，對於宋學本身，甚至對於朱子的經學，也有非議。葉德輝說：“宋元人解經，偏於義理；又好發為空論，於群經名物製度，文字訓詁皆無所研求。”他對於清代納蘭性德彙刻的《通誌堂經解》中宋學家經解提出批評，認為“精者不及十種”，同時，也不滿於《通誌堂經解》的采擇標準。在葉德輝看來，宋代經學不應以朱子一派為唯一標準，《朱子全書》於小學一類頗有體驗，其他讀書之法，亦一一守其大綱；“惟疑經非傳之言，不敢引申而推衍”，批判朱子集結四書、集注四書，認為“《大學》、《中庸》皆《禮記》之一篇，不當析出，反致鄭注沉晦”（《郋園學行記》）。
第三，主張學可兼通，不可強合。漢宋之學，各有其是非，也各有其長短，對此，學者可求兼通，不可強合。所謂兼通，就是以漢學家方法治漢學，以宋學家方法治宋學，而不是在宋學中尋訓詁，在漢學中尋義理。漢、宋之學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對待學術應是其是，非其非。各去其短，各就其長，以治漢、宋兩學，而強合則是抹殺區別。葉德輝認為，凡事有調停之見，必無是非之心，所謂“士各有誌，學各有宗”（《郋園論學書劄》），故葉德輝拒絕接受漢宋調和論。
在葉德輝看來，漢、宋之學各有其宗旨，亦各有其所長，“許鄭之長在通貫經義，程朱之長在敦行踐履”，自己“最服膺朱子之學，最畏居理學之名”。為人為學，應達到一種境界，即吟風弄月之時，須具有仁民愛物之量，此方乃聖門第一等學業，天下第一流人物。倘若都像理學家那樣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講學如楚囚相對，豈複有生人之樂？他說：“平生誌趣所向往在東漢、北宋諸賢之間，故賤性伉直磊落，亦頗近之。”（《郋園論學書劄》）可見，葉德輝與理學保持有一定距離，不太認同理學家的個人修養功夫與論學途徑。
二、“崇宋不可以徒致，必首事於通經”的經學調適
晚清學術思潮中，除了漢宋之爭外，還有今古文之爭，有學者指出，晚清今、古文之爭則從“根本上顛覆了儒學，宣告了經學時代的完結”。作為傳統學人的葉德輝，從維護舊學的角度，對經學給予較大關懷，讀經研經，傳衍經學，先後撰有經學著作如《經學通誥》等十多部。在對經學的探究中，葉德輝提出了“崇宋不可以徒致，必首事於通經”的主張，認為對儒學的信仰要體現在對經書的鑽研與傳衍上，然而，通經是一門複雜的學問，需要遵守一定的為學次序，借助多種輔助工具，故他又強調：“通經不可以陵節，必循途於識字”；而啟發後學之門徑，“必先於簿錄考溯其源流，開示其閫奧”（《湘學略》）葉德輝治學廣涉經、史、子、集諸領域，要其歸宿，則以通經為最高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