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昌濟（1871—1920），字懷中，號華生。長沙縣人。其祖父楊萬英為“邑庠生”，父親楊書祥為“例貢生”，都長期在家鄉當塾師。楊氏在十四歲以前，一直在父親指導下進行學習。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大量儒家經典、宋明理學和曾國藩著作。1884年，父親逝世之後，他繼續求師問道，並認真進行自學，於1889年考上秀才。在此以後的一段時間裏，由於家庭經濟困難，他不得不一邊教私塾，一邊準備舉業，並參加過幾次鄉試，想考上個舉人，但都未能如願。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及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失敗，使楊昌濟的思想受到極大震動。他開始看到資本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罪惡用心，看到了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因而激發了滿腔的愛國主義熱忱，認識到“非改革不足以圖存”（《楊昌濟集·蹈海烈士楊君守仁事略》）。所以，當1898年戊戌變法開始以後，他便投身於湖南的革新運動。當時，正在嶽麓書院讀書的楊昌濟，積極參加了譚嗣同等人組織的南學會和不纏足會，並經常出席南學會舉辦的講演會。戊戌變法的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的死難，給楊昌濟以深刻的刺激。他從這次失敗中總結教訓，認識到光靠上層統治者進行自上而下的變法圖強，是難以成功的。要使變法成功，就必須依靠“小民”的力量，使“民智大開”。怎樣才能開民智呢？他認為必用“世界之知識”以“指導社會”（《楊昌濟集·餘歸國後對於教育之所感》），即向先進的西方國家學習。於是，在1903年春天，他便離鄉別井，踏上向西方學習的征途，出國留學。
一、出國留學，尋求世界之知識
1903年4月，楊昌濟入日本東京弘文學院普通科。普通科學製三年，主要是學習日本語言文字及中小學課程。畢業後便升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修業期限為四年。1908年，楊昌濟的好友楊毓麟充任清政府歐洲留學生監督蒯光典的秘書，與蒯同行的還有章士釗。楊、章向蒯介紹了楊昌濟的人品和學問，於是蒯光典便調他赴歐洲留學。楊昌濟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沒有結業，便於1909年農曆三月來到英國，並進入蘇格蘭的阿伯丁大學學習。阿伯丁大學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教育也是最先進的。這裏，不僅有先進的教學方法，即該校於1902年就以“討論課和啟發式教學”取代了有二百六十年曆史的老的蘇格蘭式的做報告記筆記的教學方式，而且有一批在學術上處於世界最前沿的教授。楊昌濟在此接受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教育，了解了世界哲學、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研究的最新進展。
1912年上半年他從阿伯丁大學畢業，接著又到德國考察教育九個月，於1913年春回到闊別了十年的祖國。
楊昌濟回國後的前五年，是在湖南工作的。因為他出國留學經費是湖南省資助的，按規定回國後至少要為本省服務五年。當他回到湖南之後，政局並不安寧，“二次革命”的失敗，使他更加感到失望。所以當都督譚延闓邀請他出任湖南教育司司長時，他堅辭不就。他懷著“強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的高尚理想，願作一位為祖國培養“大木”的辛勤園丁。因此，從1913年到1918年，他先後或同時在湖南高等師範學校、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湖南商業專門學校和第一中學任教，講授哲學、倫理學（修身）、教育學、心理學等課程。在此期間，他關心政治，反對袁世凱獨裁稱帝的種種陰謀活動，抗議日本提出的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並滿懷熱情地投身於蓬勃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在理論上，他繼續深入鑽研中外哲學、倫理學、心理學和教育學，撰寫了大量論文和講義，翻譯了許多外文著作。他編譯的教材主要有以下三種：
《教育學講義》，編於1914年。此講義有以下特點：其一，敘論中簡要介紹了18世紀的教育萬能說和19世紀的教育不可能說，並且分別評析了這兩種觀點的利弊，從而得出了教育雖然不是萬能，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教育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有很大力量的結論。其二，明確提出教育的目的：“教育當養成於必要之時犧牲自己利益之精神，又不可不養成有確信、有主張的人，不可不養成有公共心的個人主義之人。”（《楊昌濟集·教育學講義》）這一主張與楊昌濟一貫主張的個性解放思想是一致的。楊昌濟提出的“有公共心的個人主義”這一概念值得注意，表明他期望用“公共心”限製“個人主義”，使個人主義不至走向極端，既使個人的權利、自由受到尊重，同時，在必要時能夠為社會利益、集體利益犧牲個人利益。其三，強調德、智、體三育並重。此講義的第二至四篇所講的三種方法論，即教授法、訓練法與養護法就是分別論述智育、德育和體育。講義全篇都貫徹了三育並重的精神。
其四，在教學方法上，主張注入式與啟發式相結合。楊昌濟指出，所謂“注入式”，即隻有教師的講演或說明，被教育者則處於受動的狀態，接受知識；“啟發式”則是教師自問自答，或教師問學生答，使被教育者活動，通過問答了解某一事項的知識。楊昌濟反對那種排斥注入式而隻主張啟發式的觀點，認為應該根據不同的教科而采取不同教式。
《心理學講義》，與《教育學講義》編寫的時間大體相同。全書分三篇，第一篇為知的作用及其法則，第二篇為情的作用及其法則，第三篇為意的作用及其法則。盡管此書在結構上沿襲了當時心理學普遍遵行的知、情、意的三分法，但在當時是第一次將西方的心理科學係統地引進湖南並介紹給學生。這本講義的內容雖然也是從外國移植過來的，但是楊氏在論述之時，結合了一些中國古代典籍中涉及心理學的內容進行分析。例如，楊昌濟在講義中談到“知”時，引儒家經典《大學》說的“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並指出這裏講的見、聞、知味，都是心的作用，屬於知的範疇。又引孟子所說的“心之官則思”，指出思為心的作用之一，也是屬於知的範疇。楊昌濟這樣做，反映了他在教學中力圖將西方科學知識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努力，學生在學習他所編的教材時也感到比較親切。
《西洋倫理學史》，1915年翻譯。楊昌濟在湖南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時，將此書的大部分翻譯作為教材。當時正在一師讀書的青年毛澤東曾將此書譯稿抄成七大冊，不僅自己認真學習，而且借給同學閱讀。
楊氏任教北京大學後，將此書交該校出版部出版，1918年下半年出版上冊，1919年下半年出版下冊。他在為此書出版而寫的序中說：“此書乃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倫理學教授吉田靜致氏之西洋倫理學史講義也。餘在彼校時，曾親聽此講義。後歸湖南，在高等師範學校曾譯成中文以授生徒。然未克盡譯。近稍添補，然尚未能全，他日有暇，尚當補足之也。”《西洋倫理學講義》分為四篇，第一篇希臘及羅馬之倫理學，第二篇基督教倫理學，第三篇近世倫理學，第四篇19世紀以後之倫理學。楊昌濟逝世後，北京大學出版部在重印此書時，曾請胡適作跋。胡適說：“倫理學專史歐美也很少有好書。英文隻有幾種，都不詳備。此書敘近世倫理學說很詳，雖止於斯賓塞爾，不無遺憾，然確是一部很有用的參考書。……隻可惜楊先生說的‘他日有暇尚當補足之’的話，現在不能實踐了。”（《楊昌濟集·西洋倫理學講義》）這種情況表明，楊昌濟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所學的西洋倫理學史，不僅在當時是比較詳備的教材，而且直到20世紀20年代初期，仍然是比較詳備的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