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肖聃《湘學略》稱：“湖湘學業，光於中世，明清兩代，彪炳四王”。所謂“四王”，指王夫之、王文清、王闓運、王先謙，皆卓然為一代鴻儒，在湘學發展史上地位崇高。嶽麓書院山長王文清，高德長壽，著作等身。考其學術，崇朱張，重傳統，詁經考史，由理學而經學，在考據中貫通“通經致用”思想，轉變學風，實為湖湘學術事業在乾隆盛世的典型代表。
一、生平與著作
王文清（1688—1779），字廷鑒，號九溪，湖南寧鄉人。自小聰慧，五歲發蒙，十歲能文。十一歲應考童子試，十三歲考中秀才，學政潘宗洛寫詩，大加讚賞，其稱：“長沙王生甫成童，食牛之氣難為匹。坐前麵試再而三，豫章出土歲幾七。”（《嚶鳴集》轉引自楊布生《嶽麓書院山長考》）據民國《寧鄉縣誌·先民傳》記載，他是康熙年間嶽麓書院山長廖儼最知名的弟子。但後來科場考試頗為不順，鄉試考了三屆，會試考了五屆，直到雍正二年（1724），三十七歲時才考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開始其官宦生涯。六年授九溪衛（今屬湖南張家界）學正，訓導諸生，成就人才甚眾，巡撫趙弘恩曾題贈“官寒望重，師嚴道尊”八字，以予表彰。他自己也有“盈庭桃李森多樹，掩映椿萱映九溪”詩句，頗有自得之意，更自號九溪，以為紀念。九年，升嶽州府學教授。乾隆元年（1736），試博學鴻詞科報罷，大學士鄂爾泰、朱軾薦充三禮館纂修官。次年授內閣中書舍人，曆宗人府主事兼律呂正義館纂修官、經史館校勘官，以博聞強記名稱京師，時有“記不明，問文清”之諺。十一年，諸館書成，吏部議敘第一，考取禦史，欽定一等第三名，以父老乞假終養回籍。從此不再入仕，時年五十九歲。
回湘後，王文清以講學著述，弘揚湘學為樂事。乾隆十三年（1748），應長沙府知府呂肅高之聘，王文清首任嶽麓書院山長。上任伊始，他就麵臨著中興書院的重任。其時，湖南巡撫楊錫紱欲以城南書院代行嶽麓“通省肄業之所”的地位，書院發展受阻，院舍幾乎“鞠為茂草”。在任一年多，製訂學規，頒示讀經、讀史之法各六條，勉力訓導，“及門多應童子試”，“入泮者凡十餘人，後中式者數人，其姓名今猶勒講堂右壁。於是讀書士子爭束行李，渡江肄業嶽麓。當事亦以師生膏火移歸嶽麓書院中，而嶽麓書院遂從此中興矣”（《湖南文征·嶽麓書院四公德政紀略》）。對此，他後來也頗為自得，曾作詩雲：“戊辰逢太守，請我主講肄。從者八十人，蛟騰雲雨施。此地遂中興，刻石留文字。”（《王文清集·嶽麓留別諸子長句》）
王文清首任嶽麓書院山長僅一年多，就因父親王禮華的病逝而告結束。其後，雖“以潛心經學”，得應大學士史貽直、阿克敦，侍郎梅瑴成等人“詔舉經學”之舉薦，在乾隆十七年（1752）冬曾有短暫入京補官的經曆，但主要精力放在讀書、講學、著述上。二十五年，應聘擔任寧鄉玉潭書院山長，補輯《玉山書院誌》，寧鄉知縣陳善謨贈“風高千古”匾。二十六年，當事聘主長沙城南書院，他以年高未就。乾隆二十九年，以七十六歲高齡再任嶽麓書院山長。任期八年，有功於嶽麓者，概括起來有兩點。第一，接續首任山長訂立學規、頒布讀書法之舉，製訂《嶽麓書院學箴九首》，完善書院規程，推行其日臻成熟的教育方法與主張，詳情將專門討論，此不贅言。第二，協助巡撫、驛憲等地方當局重修院舍，拓開學圃，蓄禁學山，配備更夫護院防盜，恢複大門舊製以避白虎煞之害，事跡詳載其《嶽麓書院四公德政紀略》中。以其“親曆其事”，所謂四公德政，亦即山長德政，因而馮開之在《嶽麓書院記》中亦盛讚其功，且謂“此固當事之從善如流，抑亦先生之與人為善”（秦薰陶《王九溪先生年譜》）。
乾隆三十七年（1772），王文清八十五歲，以題留期滿，堅決辭去嶽麓書院山長職務。歸家以後，繼續以著述、刻書為事。又於老家建銅瓦橋，以便交通；在縣城縣署旁建通族祠堂，春秋祭祀，以和睦宗親。
四十四年，卒於家，終年九十有二，成為嶽麓書院山長中最長壽的人。
王文清詁經考古，著述宏富，計有五十種之多，卷帙近千，遠較船山遺書四百餘卷為多。當年刊行者有二十二種，其目如次：《周禮會要》六卷、《儀禮分節句讀》四卷、《考古略》八卷、《考古略補》六卷、《考古原始》六卷、《讀古紀略》四卷、《鋤經文略》八卷、《鋤經餘草》十六卷、《鋤經續草》四卷、《鋤經薤露吟》二卷、《鋤經寄生草》一卷、《鋤經風燭吟》四卷、《海內嚶鳴集》六卷、《分類三字經》一卷、《天祿擬草賦》二卷、《九溪家訓》一卷、《朱子性理吟》一卷、《五代史考證》二十三條、《嶽麓書院學約》一卷、《宋儒理學考》一卷、《短篇文稿》和《短篇官稿》若幹卷。其中《周禮會要》、《考古原始》、《考古略》、《鋤經餘草》四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另外，還主持纂修乾隆《長沙府誌》五十卷、乾隆《寧鄉縣誌》十卷首一卷，輯補《玉山書院誌》。
因卷帙浩繁，當年未及刊印者二十八種，其目如次：《考古源流》六百二十八卷、《典製大文考》一百六十卷、《曆代詩彙》五十卷、《周易中肯》八卷、《史事》四卷、《隨手雜記》四卷、《三禮圖並圖說》八卷、《喪服解》十卷、《祭禮解》十卷、《樂製考》十卷、《樂律問對》四卷、《校訂五代史》一卷、《日記雜錄》二十卷、《壽世叢書》十卷、《薑氏注解三字經》一卷、《隨便銼錄》八卷、《行己錄》十卷、《治生要術》四卷、《古今梓玉》十卷、《詩文話》六卷、《醫方小錄》八卷、《諺語省心錄》四卷、《地理抄錄》八卷、《陰符經發微》、《經義文便錄》、《文事日記》、《觀其錄》和《四六偶成》等若幹卷。其中《考古源流》一書由陳宏謀錄副存於京師。
時至民國，未刊稿化為灰燼，已刊之書鮮有傳本，寧鄉秦薰陶成《九溪先生著述要目》，收書三十四種，又與九溪六世孫王賡猷等刊印《九溪遺書》。而今其遺作盡入《王文清集》，收入《湖湘文庫》，讀者可以參考。
二、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
王文清兩任嶽麓書院山長、一任玉潭書院山長，多次出任湘桂兩地高官家庭教師，並纂修《玉山書院誌》，有長達三十年教書育人的人生經曆，門徒眾多，“成就者四百餘人”，成果豐碩，堪稱勳德名師。考其教育思想與實踐，主要體現在其《嶽麓書院學規》、《讀書法》與《嶽麓書院學箴》之中。
製定規章，指導讀書與教學，是嶽麓書院的傳統。宋代張栻的《嶽麓書院記》隻規定嶽麓的教育方針，第一個正式學規是《朱子教條》，即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明代則隻有“程子四箴”及世宗的《敬一箴》。但這些大多側重思想修養，很少具體條款規定，詞簡意賅，富有啟發，易於記誦，反映了書院注重“無形規範”的特點。到清代，特別是康乾之世，隨著官學化程度的加深，嶽麓學規不斷增加，對修身養性、為德治學以致日常生活行動之種種規定限製，日臻嚴密具體。順治九年（1652），書院刊立“臥碑”於明倫堂。這是一個滲透了封建專製主義的條規，是政治的產物，對於發展學術和教育有百害而無一利。
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文炤總結自己以往的教學經驗，參考《白鹿洞書院揭示》，製訂了《嶽麓書院學規》八條。乾隆十年（1745），楊錫紱就任湖南巡撫，“就平日揣測所及與所聞於父兄師友者，列為學規教條”規範諸生，又成《嶽麓書院學規》四條。十三年，山長王文清製訂《嶽麓書院學規》十八款及《讀經六法》、《讀史六法》。二十九年，王文清再度受聘為嶽麓書院山長，感到前訂規法有缺陷，因而再以四言詩形式作《嶽麓書院學箴九首》以為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