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湖南通誌》稱：李文炤學識博洽，多有成就，“嚐釋《易》卦象，訂《禮》，正《詩》《樂》，解《春秋》，論纂宋五子書”，“著《學庸講義》，其他子史百家輿地象緯，莫不淹貫，湖南自王夫之以學術聞天下，文炤繼起，名與之埒”。（卷一百七十六）此言誠是，李文炤以理學名家“繼起”船山，“名與之埒”，實為清初湘學巨擘。
一、生平與著作舉要
李文炤（1672—1735），字元朗，號恒齋，湖南善化人。少年好學，有希聖成賢之誌，且“寓目成誦”，十四歲成秀才，號為“神童”。康熙二十九年（1690）赴鄉試，結識善化熊超、邵陽車無咎等學者，此後便以周、張、程、朱之學為“入學之門”（《李文炤集·李恒齋先生墓誌銘》，第230頁）。又從溈山張鳴珂、邵陽王元複等人問學，“自後潛心理學，其於科舉業淡如也”。雖在五十二年考取舉人的功名，但絕意於仕途，婉拒了所授予的穀城教諭一職。五十六年，湖南巡撫李發甲聘為嶽麓山長，令善化縣訓導陳際鼎兼攝館政，共襄院務。期間，李氏闡揚程朱理學，製定《嶽麓書院學規》，“四方聞而景從者，不減百人”，成就人才甚眾。六十一年冬，應聘次年江西南昌豫章書院山長，後因變故而未赴任。雍正年間，居家著述，直至終老。
李文炤對入仕為官無甚興趣，而終生沉潛於學問，於經、子、集三部皆有撰述，可謂學術大家。主要著作有《正蒙集解》九卷、《朱子語類約篇》、《近思錄集解》十四卷、《太極解拾遺》一卷、《通書解拾遺》一卷、《通書後錄解》一卷、《西銘解拾遺》一卷、《西銘後錄解》一卷、《周禮集傳》六卷、《周易本義拾遺》六卷、《家禮拾遺》五卷、《家禮喪祭拾遺》一卷、《儀禮經傳通解集注》四十六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解》一卷、《春秋集傳》十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楚辭集注拾遺》十七卷、《恒齋文集》十二卷、《古文醇》、《續古文醇》、《聖學淵源》、《四書詳解》、《道德經解》一卷、《古詩的》、《地理八書》等。又有雍正刻本《宋五子書集解》，收其集解《通書》、《西銘》、《正蒙》、《近思錄》六書及感興、訓子《詩解》二書。乾隆間刻本《李氏成書》，收其集解《周易》、《周禮》、《家禮》、《春秋》四書及文集。今《湖湘文庫》收《李文炤集》。
以上這些著作中，《宋五子書集解》對周敦頤、張載、朱熹等理學家的代表作進行了梳理與詮釋，李文炤在此書中固守程朱理學的道統觀念與義理旨趣，彰顯了李文炤作為理學家的思想特質；《周易本義拾遺》、《周禮集傳》、《春秋集傳》都是說解經學的專門之作，代表了其經學研究的最高成就；而《恒齋文集》則收錄李文炤的詩文作品，是研究其生平學行的重要文獻。
二、學術旨趣
關於李文炤治學的旨趣，前賢的記敘或研究中有兩種略微不同的意見。清人唐鑒《國朝學案小識》卷八，將李文炤與方苞等人並列入“守道學案”中，並對其生平有簡要介紹。民國時期，李肖聃《湘學略·恒齋學案第八》、楊樹達《〈恒齋文集〉提要》中皆指出，李文炤以朱子之學為宗。近年來有關李文炤研究的著作中，方克立、陳代湘《湘學史》，陳代湘《湖湘學案》，楊旭的碩士論文《李文炤禮學思想研究》都認同李、楊的觀點。
而劉師培《近儒學案序目》列“薑齋學案”一目，以王夫之、羅澤南為傳主，附列李文炤、鄧顯鶴為“別出”之學者。劉氏的劃分雖有新意，但未能說明理由。徐世昌所編《清儒學案》則稱：
湖湘之間，自船山王氏後，多潛修其著述。可稱學術純正者，推恒齋李氏。同遊諸人，皆恪守程朱之說。當時未大顯，鏡海唐氏乃表章之。
《清儒學案》認為船山之學代表了清初湖南學術的最高成就，雖在清初的特殊環境下無法光大，但在湖南境內卻有一批“潛修其著述”的學者。《清儒學案》一方麵認為李文炤“學術純正”、“恪守程朱之說”，與唐鑒等人的觀點相同；另一方麵，又指出了李文炤等學者研修船山著作的“事實”，試圖說明船山之學對李文炤等學者的影響。
上述兩種判斷，“李氏學以朱子為宗”的論斷更為準確。朱子作《周易本義》、《太極解》、《通書解》等，李文炤在朱子的基礎上略有補充完善，故李氏相關著述均題以“拾遺”，以示尊崇之意；朱子對於《周禮》的研究沒有專書，李氏則仿照朱子《詩集傳》、蔡沈《尚書集傳》之體例，旁采宋明儒者的解經成果，撰成《周禮集傳》。從義理方麵看，李氏更多的是複述朱子的理學觀點，如《恒齋文集》卷三《論》中《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論》、《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論》、《仲尼顏子所樂何事論》諸篇，詮釋“太極”、“無極”、“氣化”、“孔顏樂處”等概念，皆以朱子之說為準的。相反，李文炤的文集中，隻有在《楚辭集注拾遺序》中提及船山的《楚辭通釋》，並無更多論述船山之學的言論。在文獻不足征的情況下，劉師培、徐世昌等人關於李文炤之學頗受船山學影響的觀點是無法成立的。盡管如此，但並不影響李文炤在湘學譜係中“繼起”船山而卓然成為理學大家的曆史地位。
三、理學史觀
考辨與評騭曆代學術源流，是學者研究學術史的重要一環。學術史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作者在解經時的材料選取、價值評判等問題。在李文炤看來，六經無疑是經學史的源頭，而漢唐至明代的經學詮解之作則是流衍。在漢唐到宋明的學派中，李文炤對宋明理學最為鍾情，尤其推崇從二程、朱熹到薛瑄、胡居仁的理學成就。李文炤在評論前代經學源流時曾有一種粗略的劃分，他說：
漢注唐疏，管窺蠡測者也。宋儒傳注，神會心得者也。然度數之紛賾，可考而知之；義理之精微，可思而得之。
在李氏的觀念中，漢唐經學講求文字、音韻、訓詁、名物製度，其主要的為學取徑在考證；而宋代（至於清初）的學術以理學為主，更重視學者自身的思辨與體認。經學史上的考證派與義理派之間，雖然研究對象不同、入學門徑有異，但均屬經學的重要流派。同樣，考證派與義理學均有自身的缺陷。李文炤在評議明初所修《春秋大全》時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