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儒解經而經亡，明儒遵傳而傳晦，厥罪惟均而已矣。欲望其一道德而同風俗也，豈不難哉？
漢儒以固守師承家法而使得經學走向中衰，明廷因偏尊胡安國《春秋傳》而使學術弊病叢生。在經學史上，一旦某種研究範式被過分推崇，那就無法避免淪入僵化與衰落的局麵。因此，在李文炤的經學史觀中，漢唐經學與宋明經學兩派，各有其長，也各有其短。明末“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風氣盛行，而到乾嘉之時卻形成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學術取向。如果將李文炤的這些論斷，置於明清之際的大背景之下進行考察，便可知這些論斷在當時確可視為不偏不倚的通貫之說。
李文炤在通論經學史時雖有較為通貫的認識，但他對每朝的經學思想與經學成就的具體評價還是有較大差異的。李文炤盡管稱讚漢唐經學為“管窺蠡測”之學，實則他的學術著作與文集中，對漢唐的經學注疏不甚措意。以《周易本義拾遺》為例，李氏在此書中較少直接引述漢注唐疏。《拾遺》采用“本卦六畫冠首”的詮釋角度，雖與賈公彥《周禮疏》中的相關論述暗合，但李氏亦無提及賈《疏》之處。相反，《拾遺》更多的是吸收了程頤、歸有光等人的觀點。《周禮集傳》、《春秋集傳》均以采錄宋明儒者之說為主，李文炤顯然更傾向於宋明經學的為學路徑。李文炤對宋代經學評價較高，宋代程朱理學所昌明的道統，便是儒家的正宗。而朱子在李氏心中便是道學的宗主，其所編《語類約編》的序言說：
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
這種論斷與李氏的治學旨趣是頗為一致的。而對程朱之學並軫而馳的宋代諸學派，李文炤也有較為詳細的評價：
藉六經以文奸言，托三代以飾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尚縱橫之詭習，養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為道岸，以禪悟為儒修，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蟊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台不積於累土，千裏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為榛塞、詆思辨為陸沉，聚精會神而以為德性，任情率意而以為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托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於通融，博學多聞固有之，守約窮源則未也，是呂氏之學也；即器而謂之道，即物而謂之則，侈心於製度之末，鑿智於文為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伯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
李文炤在此批評了王安石、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司馬光、張九成、胡宏、三陸（陸九齡、陸九韶、陸九淵）、呂祖謙、陳傅良、陳亮的學說。
在這些評價中，有些論述較為準確地概述了該學者的學術特色，如張九成之“以禪悟為儒修”、呂祖謙之“博學多聞”而未“守約窮源”；也有一些論述是李文炤的主觀臆斷，如王安石“托三代以飾虐政”、三陸之“譏問學為榛塞”。李文炤之所以對宋代諸學派都有所批評，其目的在於彰顯程朱理學在道統譜係中的至尊地位。相應的，他對明代宗朱學者的評價也較高。《恒齋文集》中雖在多處力辟湛若水、陳獻章、王陽明之說，但對薛瑄、吳與弼的理學成就頗為推崇。
需要指出的是，在李文炤所理解的理學史中，隻有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到薛瑄、胡居仁的理學主張最為醇正。而李文炤也主張“經學”與“理學”不能判然兩分，也並不將程朱理學當作完美的教條加以崇奉，而是在認同程朱理學的基本框架下有所補充完善。李文炤在於同鄉黃琰（上珍）論學時曾說：
蓋朱子之於聖學，譬諸李沆、韓琦，安社稷則有餘，拓邊境則未暇。蓋四子之精蘊闡發無遺，而六經之名物度數，則未免於闊略也。
以往的研究者，多未注意李文炤對朱子學的批評意見。盡管自明初以來，不少學者以述朱為能事，對朱子的理學推崇備至。而李文炤雖墨守朱子的理學觀點，但對朱子有關名物製度的研究有所保留。
四、經學思想
李文炤尊崇程朱的性理之學，也重視考察六經的本原義涵，試圖還原原始儒家的義理規範與名物製度。既重性理之學以自修，又重經世之學以濟民，這是李文炤治經的重要特點。因此，李氏將“經學”與“理學”綰而為一，統歸於禮學。“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為自治治人之具”（顧炎武《亭林文集·儀禮鄭注句讀序》，卷二）之說代表了清初儒者對禮學的共同體認。李文炤的經學成就與思想，集中體現在他有關《三禮》學的著述上。李文炤所作的《周禮集傳》、《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家禮拾遺》旨在補充與修正朱子的禮學，試圖發揮儒家的社會功用。
清初禮學的興起，既有統治者積極提倡的因素，也是經學史自身發展演變的必然結果。前文已揭，李文炤於群經之中，最重《三禮》。
故李氏在經學研究中，禮學的成就最大。其所撰《周禮集傳》、《家禮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在觀點與方法上多師法於宋明儒者。
在李文炤看來，《周禮》是體國經野的大經大法。故在《三禮》之中，對《周禮》用力尤勤，所撰《周禮集傳》也是他治經成就最高的作品。《周禮集傳》雖被著錄於四庫全書存目之類，但四庫館臣對《周禮集傳》評價頗低，以為此書不過是宋明禮學之餘緒而已。館臣的論斷，自有其預設的背景。如果回顧到李文炤本身的撰述理路來審視此書，則此書有三個特點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