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禮集傳》的體例與取材。每卷之前均有解題，在解釋具體名物製度之時基本上是隨文衍義，先講求訓詁，再闡發經文大義。
根據楊旭的統計，《周禮集傳》征引前代學者的治經言論達九百餘條，而其中采錄宋明儒者之說尤多，連被李文炤視為逆臣的王安石的《周官新義》也被時常引用。宋明儒者更側重從義理的角度解釋《周禮》的製度安排，這種治經取向對李文炤有較大的影響。
第二，《周禮集傳》對《冬官》的處理。《冬官》缺亡既久，後世儒者亦往往深以為憾。如李文炤便感歎：“冬官之職亡，而天下之廢事多矣。”自宋代俞廷椿以來，補述《冬官》之作相繼出現。而李文炤對俞廷椿、何喬新等人割裂“五官”中以補《冬官》的做法不以為然。李氏認為，要補《冬官》，當“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概”。從《周禮集傳》來看，李文炤補《冬官》的取材主要在《國語》、《逸周書》、《四民月令》等書。相較宋明以來的補《冬官》之作，李氏在取材上亦稍有新意。不過在館臣看來，這也不過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師心自用罷了。
第三，對《考工記》的相關論斷。厘清《考工記》的作者與成書時間，是清代不少學者關注的問題。李文炤在《周禮集傳》與《十三經源流辨》中曾說：
《考工記》乃周人省試百工之書，觀其國號有秦，殆東周以後之作乎？詳於車製而不及舟，則必出於西北人信矣。
楊樹達在上世紀40年代為李文炤《恒齋文集》作提要時，曾稱讚李氏此說與江永之說相同，並且成熟更早。李文炤以《考工記》不詳於舟，便判定《考工記》的作者是西北人；而江永則通過《周禮》鄭注斷定作者為齊人。李、江二說實則有較大差異。江永的意見為後來大多數禮學家所接受。而李氏申辯未詳，隻是在此提出了某種猜測。這種治經的取向，在李文炤其他的經學著作與文章中有所體現。
此外，李文炤尚撰有《家禮拾遺》五卷。李文炤認為《朱子家禮》一書雖為朱熹年輕時所作，所論也不盡準確，但《朱子家禮》對元明清時期的化民成俗有重要作用。而李文炤撰寫《家禮拾遺》的目的是通過《儀禮》與《家禮》的互證，彰顯程朱理學的倫理觀念，將《朱子家禮》中所涉及的名物製度解釋得更為詳細精確，同時力辟佛老之說。
綜上所言，李氏在治《禮》時仍是深受宋明儒者的影響。從清代前中期湖湘經學的係譜中看，李文炤治《禮》的最大的成就是將程朱的性理之學與有關《三禮》的名物製度研究綰而為一，使程朱理學中倫理的神聖性與規範性透過禮製落實在踐履之中。
五、教育思想
李文炤雖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婉辭穀城教諭一職，但於五十六年接受湖南巡撫聘請，任嶽麓書院山長。主教嶽麓期間，他頒訂學規，編寫經史講義，培養了大批人才，形成了較為係統的教育理念。這些思想與理念集中體現在《嶽麓書院同窗年譜序》、《嶽麓書院學規》等文獻中。
李文炤在《嶽麓書院同窗年譜序》中，強調了人才對於書院的決定意義。能否培育出人才，決定了書院的存亡；而書院培育出來的人才往往引導了書院學風的發展方向。李文炤說：
士各以其所趨向者為學，於是有間關而求師、越境而訪友者。
然而得其人，則為潁川之名德，為洛社之儒宗；失其人，則為西蜀之爭黨，為東林之虛聲。
在書院讀書的士子，因其氣質與才智的不同，在學術取向與政治理想上往往出現較大的差異。李文炤顯然讚成在書院學習的士子能謹守程朱正學，恪遵儒家道德規範。清初統治者對朝堂的黨爭與民間的結社存在高度的警惕，李文炤在教育士子時特別強調以德為重、不結朋黨，這與清廷的態度是一致的。
《嶽麓書院同窗年譜序》從宏觀的角度闡述了書院與人才的關係，而《嶽麓書院學規》則要回答書院如何育人的具體問題。李文炤是理學名家，平時“注重於立身、敦品、養性，治業則注重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光緒《湖南通誌》卷一百七十六），其學規基本上也就是這種精神的具體體現。學規共有八條，可以概括為珍惜光陰；交友以德；日講經書一通；每月各作三會；研習朱子著述；讀經重在博洽；讀史以通世務；學貴力行等。李文炤所作《嶽麓書院學規》同樣強調了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同時也對書院學子的學習生活做了製度性的安排。在這八條中，“讀史以通世務”、“學貴力行”兩條都強調了學以致用的治學精神。李文炤雖以經學名家，但他在史學上也有一定造詣，楊樹達為《恒齋文集》所作提要便稱李文炤“論史亦為有識”。
李文炤是清代湖南繼王夫之之後的大學問家，尊濂洛關閩之緒，而一以朱子為宗，主講嶽麓，悉以修己治人為訓，強調《四書》，由《四書集注》到《四書或問》，再到《朱子語類》，多所講究，其他則《太極》、《通書》、《西銘》、《正蒙》皆理學名著。所訂學規具有濃厚的理學特色，此其一。其二，強調重經史，“通世務”，躬行實踐，扶持人倫，凡“學問思辯，必以力行為歸也”。其三，注重辯難、推詳、質證、切磋的教學方法，月試以書、諸經及小學，主張“攜原卷相商，以求至是”，但“不等第其高下”，其教學訓練的方式方法頗有特點。其四，主張通經而習舉業，凡作文、製藝、論詩皆有講究。
總之，從思想義蘊上看，李文炤所訂《嶽麓書院學規》，強調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強調貫通經史、學以致用，這是湖湘學派一以貫之的學術特色。而考其具體內容，許多（如書院講學製度、學者治學書目等）又被稍後的王文清所吸收與轉化，對清代嶽麓書院的學風影響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