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遼史》纂修時文獻難征的情形不同，金國“製度典章，彬彬為盛。征文考獻，具有所資”。又天會五年（1127）攻陷宋都汴梁（今開封）以後，宋朝之“所有國書、誓詔、冊表、文狀、指揮牒檄，以載於故府案牘者”，均為所獲。因此，文獻豐富，“遺聞不墜”。而元人於金史經營已久，“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又與宋、遼二史取辦倉卒不同。
在這一基礎上修纂的《金史》，在質量上自然也與遼、宋二史不同。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的《金史》提要中即說：“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又進一步評價：諸誌、表“皆切中事機，意存殷鑒，卓然有良史之風”；但由於該書“隻據《實錄》，未暇旁考諸書”，其列傳之中，頗多疏舛，或記述乖體例，或內容未能核定。
《宋史》由工部侍郎斡玉倫徒、監察禦史餘闕、經筵檢討危素等二十三人分撰，於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始修，至正五年（1345）修成。
全書采紀傳體，共四百九十六卷，凡《本紀》四十七卷，《誌》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記載自北宋建隆元年（960）至南宋祥興二年（1279）三百一十九年的宋朝曆史。在“元三史”中，《宋史》最為龐大，即在“二十四史”中，篇幅也是最大的，卷帙幾盈五百，列傳達兩千多人，所收的史料十分豐富。在體例上，《宋史》的纂修者尤為重視典章製度的記載與總結，其誌的體量甚大，占了全書的三分之一。道學亦即理學的創立，是宋代思想文化界的一個重要事件，湧現了周敦頤、程頤、程顥、朱熹等一大批思想家，對後來中國思想史的演變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史》特設立《道學傳》，記載了以周敦頤等為代表的二十餘位思想家的生平和言行思想，堪為一部宋代理學史。
但是，作為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著，《宋史》全書的修成僅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不能不認為是“取辦倉卒”而多所疏略。特別是纂修者“大旨以表章道學為宗”，以道學觀點作為論人議事的是非標準，而“餘事皆不甚措意”，因之常有不符合史實的記載，出現不少舛謬。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的《宋史》提要即歸納為：紀、傳之互異，誌、傳之互異，傳、文前後之互異，並有一人兩傳、有目無文、互相矛盾的缺點。
又指出其記事詳於北宋，略於南宋，理宗、度宗以後尤缺；《文苑傳》止詳北宋，南宋僅周邦彥等數人；《循吏傳》則南宋更無一人。
遼、金、宋三史盡管存在諸多不足，但由於其體例之整齊、史料之豐富、保存之完整，仍然不失為三部重要的史學著作，從而得到後世的重視。因此，明代刊刻正史，將《遼史》、《宋史》、《金史》三史及明代修纂的《元史》，與宋代所定之“十七史”合為“二十一史”。後來又稱為我國曆史著作“二十四史”的“元三史”。“三史作為元朝統一政權對遼、宋、金時期多民族曆史進程的總結，作為宋元理學思潮影響之下的曆史著作，作為‘二十四史’的組成部分，它在曆史編纂方法和史學思想上都有著一定的成就和特色”。
其初，詔修三史，命歐陽玄為總裁官。時其南歸，“使者迫促，力疾就道”。至京後，朝廷問修史之要。歐陽玄答曰：“是猶作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先當購書，擇匠則必遴選史官。”於是，遣使購書，增設史官。三史書成，例皆奏進，其奏進表均由歐陽玄所擬，其中《進遼史表》係代右丞相、都總裁官脫脫擬，《進金史表》、《進宋史表》係代右丞相、都總裁官阿魯圖擬。可知其在三史總裁官中，歐陽玄地位較高，作用也是比較特殊的。元順帝曾說：“斯人曆事累朝，製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三史，尤任勞勳。”當時，時為史官的著名學者危素，也撰文記述了歐陽玄在纂修三史中的重要作用。
歐陽玄在三史纂修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是發凡舉例，確定三史體例。首先，歐陽玄親自擬立了三史凡例。據《遼史》所附，其《三史凡例》文字甚為簡略，主要確定各紀、誌、表、傳之“書法”。其帝紀，準《史記》、《西漢書》、《新唐書》；各國稱號等事，準《南史》、《北史》。誌、表，“各史所載，取其重者”。列傳，為後妃、宗室、外戚、群臣、雜傳。
遼、金、宋三朝，為元之前朝，故多有關係，或友好交往，或兵戎相見；而遼、金、宋三朝，為同一時期並存的三個國家政權，相互之間關係錯綜複雜。如何處理他們與本朝的關係，如何處理三國之間的關係，這都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對此，元朝廷在經過長期爭論以後，確定“各與正統，各係其年號”的原則。《三史凡例》則規定：“三國所書事，有與本朝相關涉者，當稟。”即須稟告總裁官，以決定取舍。對於“金、宋死節之臣，皆合立傳，不須避忌。其餘該載不盡，從總裁官與修史官臨文詳議”。“不須避忌”，“該載不盡”，這實際上就是采取尊重曆史的態度，如實記載，既不曲加回護，也不任意貶斥。對於疑難史事，《凡例》規定“疑事傳疑，信事傳信，準《春秋》”。由於此《凡例》過於簡略，不便操作，歐陽玄又製定“便宜數十條，俾論撰者有所據依”。
二是親自參加撰稿，“論、讚、表、奏，皆所屬筆”。依三史體例，《本紀》、《列傳》各於篇末綴讚，是為對於本朝之總結，或對於各傳主的評價。而各《誌》，則於篇首置論，闡述其起始原委。三史又各有《表》，《遼史》有世係、皇子、公主、皇族、外戚、遊幸、部族、屬國八表八卷，《金史》有宗室、交聘二表四卷，《宋史》有宰輔、宗室世係二表三十二卷，共計十二表四十四卷。如此浩繁的篇章，歐陽玄在短短三年之中，全部予以完成，其艱辛不易，可想而知。
歐陽玄在這散置於三史各篇的“論、讚、表”中，以其淵博深邃的學識，總攬全局、洞徹入微的眼光，以及超邁時流的文筆，表現出傑出的史學才華。
《本紀》為一史之綱，是貫穿全史的線索，必得簡練而清晰。而《本紀》之讚語，則是對於各朝的綜述與評價。歐陽玄撰寫的這一類讚語，概括一朝要事，評說其利弊得失，頗中肯綮。如《遼史·太宗本紀·讚》雲：
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厘庶政，閱名實，錄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張敬達忠於其君，卒以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克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令。親征晉國，重貴麵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略間見矣。入汴之後，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處勝，《書》進《秦誓》之能悔過，太宗蓋兼有之，其卓矣乎！
遼太宗耶律德光為遼朝的創立者，其南征北戰，擴充疆土，武功赫赫。讚語則肯定其文治之德，揭示了遼朝興起的內在原由。
太宗以後，世宗、穆宗先後繼位，但才具平庸，治行無道，以致身遭不測。歐陽玄在《世宗本紀·讚》中即指出：
世宗，中才之主也……既乏持重，宜乖周防，蓋有致禍之道矣……變起沉湎，豈不可哀也哉！
其《穆宗本紀·讚》中論穆宗：
非不明也，而荒耽於酒，畋獵無厭……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變起肘腋，宜哉！
遼聖宗在遼朝諸帝中在位時間最長，其武功顯赫、文治彬彬，營造了遼朝的全盛時期。歐陽玄在《聖宗本紀·讚》中說：
聖宗幼衝嗣位，政出慈闈。及宋人二道來攻，親禦甲胄，一舉而複燕、雲，破信、彬，再舉而躪河、朔，不亦偉歟！既而侈心一啟，佳兵不祥，東有茶、陀之敗，西有甘州之喪，此狃於常勝之過也。
然其踐祚四十九年，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卻高麗女樂之歸。遼之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唯聖宗乎！
應該說，其讚述尚稱得體，評價頗為允當。
《列傳》為人物傳記，包括後妃、宗室、文武大臣、循吏、文學、藩部、外國等等。歐陽玄所撰各篇讚語，即是對於各《列傳》人物生平大事、藩國史地情況的紀述與評價。金國的完顏宗翰、宗望，為金之開國功臣，戰功顯赫。歐陽玄所撰讚語，作了高度評價。《金史》列傳第十二《宗翰宗望傳》載：
讚曰：宗翰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製勝，有古名將之風。
臨潢既捷，諸將皆有怠忽之心，而請伐不已。越千裏以襲遼主，諸將皆有畏顧之心，而請期不已。觀其欲置江淮，專事陝服，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甫釋幹戈，斂衽歸朝，以定熙宗之位，孰可掩哉。
宗望啟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兵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為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