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與辛亥革命“袍澤”們友誼深厚。
章士釗是同盟會組成的三家之一華興會發起人，與黃興是同鄉、同學，兩人友誼非同一般。他在《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與光複會首領章太炎是結義兄弟，早在《蘇報》案前就以文會友，在共同的反清革命中建立了友誼。
章士釗是國內第一個宣傳孫中山的人，他的《大革命家孫逸仙》曾產生很大影響，連孫中山這一名號也是由於在這本書中他將孫的本名與化名混在一起而以錯成真的。孫中山曾稱讚說：“行嚴矯矯如雲中之鶴，蒼蒼如山上之鬆，革命得此人，可謂萬山皆響。”
對為辛亥革命犧牲的蔣翊武、趙伯先等人，章士釗懷有深厚感情，後來有專文紀念。對新中國成立後遠在台灣的於右任等人，他一直記懷在心。
二、同北洋軍閥政府各派大多有往來。
北洋軍隊的創建者袁世凱與章士釗嶽父吳保初是世交，袁曾得到吳家的提攜。但對大是大非，章士釗態度非常明朗，他沒有為袁世凱所用，也沒有出任袁世凱委任的北京大學校長。但對袁的後人，章士釗不忘友情，曾給予其子袁克定生活關照。黎元洪曾資助章士釗出洋考察，二人是無所不談的朋友。另一北洋權貴段祺瑞，則與章有知遇之恩。段出任臨時執政，就是由章出的主意，章也擔任了段執政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與清末重臣岑春煊友誼也非常深。曾受孫中山、黃興之托，做岑春煊的工作。他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又明日，吾與西林縱談天下大計，語無不合。”以後，他又到岑春煊廣東討袁軍中任秘書長，相處十分融洽。“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們一道逃到了日本時，孫中山指著他說，我革命不成功，是因為你不肯幫助我。並說：“行嚴左挈西林，右攜黃克強，二力見輔，吾何功不成。”
同北洋政府最後一任首腦張作霖，因張的參謀長楊宇霆同章是留學日本的同學，章士釗曾為李大釗的事，托楊從中轉圜。而同張的兒子張學良，感情非常之好。張學良曾邀請章士釗擔任東北大學委員兼文學院院長，東北大學校刊刊頭都是請章題的字。“九·一八”後，章又受張學良之托，拿著張學良的萬元經費在上海開辦律師事務所，為張學良做聯絡各方人士的工作。
三、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感情深厚。
黨的開創者南陳北李，早在章士釗主辦《甲寅》雜誌時就結下了友誼，二人都曾是章辦報的主要助手，陳獨秀後來所辦的《新青年》中的作者也多是當年《甲寅》雜誌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章士釗也就沒有後來的陳獨秀與李大釗。同毛澤東，章士釗則與他有著特殊的情誼。毛澤東的嶽父楊懷中是章士釗長沙東鄉的小同鄉，又是留學日本、英國的同學，章曾應楊的要求資助過毛澤東、蔡和森等留法勤工儉學。全國解放後，毛澤東不避魯迅痛罵章為“落水狗”之嫌，待章士釗為上賓，經常宴請在家中。同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章士釗也多有往來。
四、同文化界名流往來。
章士釗的本質是一個文人。胡適稱讚他為“同是曾開風氣人”。
與同時代文化名流如胡適、魯迅、張恨水、高二適多有往來。他們之間的恩怨是非，並不是個人意氣，從中可以窺測當時社會風氣，文化人的品格。章士釗主辦的刊物都設有通訊一欄，特別是《甲寅》周刊，與章通訊的文化人真是不少。全國解放後，章擔任國家文史館館長，憑著這一有利條件，章士釗為全國各方麵的文化人做了許多力所能及的工作，至今為人津津樂道。
五、與其他人物的往來。
章士釗與人無爭，無論當權者，還是販夫走卒，都可相交。胡適曾以“我的朋友”博得美名。實際上章士釗才可真正稱得上朋友遍天下。
他一生足跡海內外，與各種人士都有往來。如曾是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後又為蔣介石重臣，最後投靠日本，與汪精衛一道成了漢奸的周佛海，因其嶽父與章士釗是老鄉、朋友的關係，章士釗曾死力為其辯護。
同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更是感情不同一般，兩人在重慶時，同吃同住，“一日不得見，問訊不辭煩”。在章士釗作為和談代表去西柏坡前，杜月笙還委托章向毛澤東探聽虛實，有留在大陸的意向。隻是毛澤東表示，“賬，一定要算的”，杜才毅然南下香港。
社會黨黨魁、著名哲學家張君勱本來是章士釗的老朋友，在重慶時，就是他將章引見給蔣介石，並在蔣的讚許下出版章一生心血《邏輯指要》這一專著的，張還為章著寫了序言。但道不同不相為謀，張君勱後來到了海外，拚命反對共產黨，指責新中國。在《章孤桐南遊吟草》中多是懷人之作，惟獨對張提出嚴厲批評。
章士釗與海外名流也多有往來。1921年初，章士釗得到總統黎元洪的資助，前往歐洲考察。由於經過多年的政治風風雨雨，他對早年迷信的西方民主政治產生了懷疑，要尋找一條治國之道。因此，他首先到了他曾留過學的英國，拜訪了蕭伯納、威爾斯、潘悌、華徠士等人，向他們請教“救治中國之道”。
此外，章士釗還同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通過信，並寫有不少介紹西方心理學的文章。
綜上所述，章士釗真是交友遍天下。
（二）開一代文風
章士釗多才多藝，獨領一代風騷。他曾辦過不少報刊，最有影響的是受黃興的委托，創辦了享譽海內外的《甲寅》雜誌。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南陳北李”都加入了《甲寅》雜誌社，成為章士釗的主要助手。
胡適後來所著《五十年中國文學史》中認為章士釗的議論文，是從桐城派出，又受了嚴複、章太炎的影響，既吸收多家之長，而沒有他們之短：“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謹嚴與修飾，而沒有他的古僻；條理可比梁啟超，而沒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與嚴複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譯西洋政論家的書，故不須模仿嚴複。”
曹聚仁則明確指出：“我在大學教課時，曾與學生們談《甲寅》文體。何謂‘《甲寅》文體’？《甲寅》那一群文士，除了章老及黃、李二氏之外還有李大釗、高一涵、陳獨秀、張東蓀等，有人稱之為‘邏輯文家’。其論調既無‘華夷文學’之自大心，又無‘策士文學’的浮泛氣，而且文字組織上，又無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響，所以格外覺得精密（羅家倫語）。”
可以說，正是章士釗所辦的報刊以及他所寫的大量文章，開創了一代文風。
對於章士釗開創的一代文風，近代文學研究的開創者，湖南人陳子展說：“迨章士釗的《獨立周報》、《甲寅》雜誌先後出世，時時和梁啟超論難，和一般談政治的人論難，還時時批評當時政治的現象。謹嚴的政論文，因之發展至成熟了。也即是近代文言散文‘新文體’的成熟。”“章士釗曾留學英國，讀過一些政治法律的書。又好研究邏輯，又曾著過一本中國文法書《中等國文典》。他的文章既有學理做底子，有理論做骨格，有文法做準繩，又據他自己說，他好峻潔的柳文，故他的文章很為謹嚴瑩潔。”並指出了新文體的特點是求實用而去空談、文體的解放、文字漸漸通俗化和文法的講求。“給後來的白話文學運動作為先驅，我認為這一步功夫也是不可少的。因此我們不必菲薄這種古文家。即如章士釗在古文範圍以內的革新運動中，何嚐沒有重要的貢獻？”
（三）終生堅持文言，是國學的堅定保護者
章士釗曾多次留學國外，係統接受過現代理論與西方先進文化。
但作為炎黃子孫，他從骨子裏重視傳統文化。對“五四”時期主張白話文，堅持新文化運動的人更是看不起。他本來與梁啟超關係很好，因梁後來讚成新文化，主張用白話文，為章士釗所鄙棄。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的主要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都是他早年的朋友，從個人恩怨上說，完全可以站在同一戰線。正如他不加入任何黨派一樣，對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他持堅決的否定態度，終其一生，堅持文言，使用文言。晚年著《柳文指要》，也是用文言寫成。這種一生不改變的主張，除了傳統思想外，也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
上世紀80年代，人們反思“五四”運動，不少人認為，當時人們片麵主張白話，把傳統文化說得一無是處，實際上有著全盤西化在其中作怪。特別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革文化的命，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如從這個角度來看，章士釗的堅持文言，不能說沒有其道理。在他去世前夕送給侄女的《柳文指要》扉頁上曾寫道：“歎息吾家能讀此書者，已無幾人，曷勝慨然。”這種感歎，何止是對章家而言，實際上是對整個民族所說，這可能就是他堅守文言陣地的苦衷吧。
國學熱的今天，再來看章士釗的這些做法，充分顯示了湘學的獨特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