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他的道德教育實施場所主要是家庭。家庭成員的教育和影響將對這個人的道德觀念的形成最具信服力，這是因為家庭成員是最值得信賴的。
由此可見，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道德觀念的形成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二宮尊德除了他在教育方麵的理論之外，他還創立了日本最早的信用工會——“報德社”。二宮尊德不光具有豐富的實際業務經驗，他在重建財政時，非常重視作縝密的事前調查，設計具體的實踐計劃後才開始行動，這令江戶當時的士農工商各階層都心服口服。
內村監三在其所著《代表性日本人》中提到二宮尊德時說，他與國史中的模範人物——中江藤村、貝原益軒、上杉鷹山、德川齊昭等人不同的是，他是個出身於普通貧農之家的人，具有典型的勤勉與向學之心。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處於泡沫經濟崩潰後的日本企業，有的開學習會，重新評價、研究二宮尊德在經營上的價值。
三、福澤諭吉和日本的家庭教育
生活在江戶末期、明治時代的福澤諭吉的肖像，為何從一九八四年起，被啟用於日本最高額紙幣一萬日元上，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從《福澤諭吉自傳》中看，人接受的教育往往決定了他的精神形成，從而影響了他的一生。
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福澤諭吉在大阪出生。父親福澤百助，是下層的士族，在大阪為中津藩籌措資金。福澤諭吉和管理金錢有關事務的父親比較起來，他更喜好漢學，想做一個漢學學者。
在福澤諭吉出生那天，酷愛讀書的福澤百助，終於弄到了盼望已久的清乾隆帝時代的法令《上諭條例》六十四冊。這就是福澤諭吉名字中“諭”字的來曆。
福澤百助不希望福澤諭吉受封建等級製之苦（兒童遊戲時，下級武士的孩子都要對上級武士的孩子用敬語），為此想讓福澤諭吉做和尚成名。一八三八年，福澤百助病逝，福澤諭吉帶著名字中蘊含著的父親的祝福與期待，深深憎惡封建門閥製，最後成為一名指導新生日本的先驅者。
母親的力量也是巨大的。福澤諭吉五歲時就隨與福澤家關係很深的服部五郎兵衛學四書素讀；八歲時跟野本真誠學習漢字；十四歲時入白石照之門立誌於漢學，一八五四年時在繼承家業的長兄三之助的鼓勵與資助下，去長崎學習蘭學。蘭學是當時有關西洋的情況與學術的學問。一八五五年入大阪緒方的適適塾學習蘭學。
家庭的影響使福澤諭吉成長為具有獨立自尊思想，對周圍人關心、“鄙事多能”，提倡實用學問的人。
福澤諭吉從他本身所守的良好家庭教育中養成了他的良好個性。由於他在家庭中處處受到父母關愛，因而他也懂得去關愛別的人。懂得關愛別人，具有愛心，這是現代公民應該具備的良好品性。愛心的形成，最重要的場所就是家庭。家庭是人的心靈港灣，在他遭遇風雨的時候他可以回到家中躲避；在他孤獨、楚痛的時候家庭能給以溫暖、嗬護；家，處處洋溢著愛意。
一個人如果得不到家庭的溫暖，那他很可能對這個世界悲觀、失望。這樣的人自然不會感覺到人世間的美好與幸福。他的心中自然也不會充滿愛意。心中沒有愛意的人，怎麼有可能會去愛別的人呢？
正因為福澤諭吉感受過家庭的濃烈的愛意，他才會有一顆愛心去愛別的人。他選擇的愛別人的方式是創辦學校。他希望通過學校，使人們都受到教育，得到福祉。正因為這樣，福澤諭吉後來拒絕了明治政府請他任職的邀請，專心於民間的教育與著述。
作為教育者的活動，福澤諭吉開始於一八五八年開設了蘭學塾，後於一八六八年改稱慶應義塾（位於當時江戶的慶應義塾就是現在日本的名牌大學慶應大學的前身）。他擔任了日本官立學校聖地——日本學士院第一任院長。
在福澤諭吉著作中，《學問的勸誡》、《西洋事情》、《文明論之概略》給明治初期的思想界以極大的影響。
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刊行的《學問的勸誡》的開篇語：“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也不在人之下造人。”強調了萬人平等、學問的機會均等，這句話在日本成為無人不知的名言。
他還有一句名言是“富有與貧乏之差取決於是否有學問。”
同時，福澤諭吉還是一個有著強烈愛國心的人。他始終抱著日本決不能成為歐美殖民地的信念，並為子而努力。他鼓勵他的國民說：國民一個人一個人堅實的獨立與自尊，才是國家真正獨立與發展的基礎。
就教育於立國的關係，福澤諭吉不認為是先有國家再有教育，而是先有教育再有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