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掌握好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之間的“度”，對於今日的中國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5、必須在社會經濟發展問題上有正確的決策。
不少社會主義國家某些時期經濟建設搞得不盡如人意，首要原因常常不在有沒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問題往往出在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決策的失誤。
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決策的錯誤和後果的內在邏輯是：由於急於建成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便不顧國情地製定趕超戰略和脫離實際的高指標；為了實現這些指標，便自上而下地層層搞強迫命令。下層呢，隻有以浮誇風、弄虛作假來呼應。其結果是給經濟建設、給人民群眾帶來災難。
在蘇聯，斯大林在1939年就宣布要過渡到共產主義。1961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提出20年內在蘇聯建成共產主義。而此前的1957年，蘇中兩黨最高領導人在莫斯科就互相呼應地提出15年後蘇中兩國分別趕上和超過美國、英國中共中央提出共產主義不是遙遠的將來的判斷之後，下邊競相表示早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決心，有的縣提出兩年，有的縣提出200天，還有的縣則表示用不了一個月與此同時出現了“大躍進”。各種各樣的高產“衛星\"滿天飛。這種情況並不隻是中國一國現象。現在談起當時的具體情況，不少人會當成笑料，但過來人卻輕鬆不起來。因為在他們的腦海裏，那些歲月留下的是悲涼和陰慘的景象。於是就怎麼也“明智”、“冷靜”、“超脫”不起來。列寧當年堅持在不發達國家無產階級應該奪取政權，其目的是要選擇一條最少痛苦的發展道路。但實際上在“左”的政策統治的那些年代、那些地方，老百姓確實吃了不少苦頭。是的，搞社會主義總要繳些“學費”。總結曆史的目的在於提醒今人和後人，不管什麼決策，都要謹慎，少繳些“學費”。因為這些“學費”是“公款”，花“公款”更要精打細算。
以為再也不會有人去演出那種鬧劇就未免過於樂觀。問題在於體製。比如，現在“幹部出數字，數字出幹部”，欺上瞞下，弄虛作假的事情屢有發生，而吃虧的還是老百姓。所以，正確決策必須是科學和民主的決策；而科學和民主的決策有賴於正確的思想路線、思想作風、幹部路線和決策機製。
6、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這些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不是一成不變的。
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當時認為工業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是因為它“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同大機器生產聯係在一起，代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趨勢。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經曆和麵臨著三個方麵的變化：一是處於執政黨的地位，必須有廣泛的代表性，才能鞏固其執政地位；二是經過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舊的剝削階級消滅了，改革開放以後又產生了一個富有者階層；三是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結構新的變化。這些變化都在考驗著執政的共產黨。
這裏隻說第三種變化對執政黨的考驗。人類社會總是釀著生產力的發展而向前發展的。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化。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階層並非一成不變的。一個政黨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保持其先進性，就必須根據生產力的重大變化調整其依靠力量，戰後西歐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相比其力量和影響不斷萎縮和消退，就是因為沒有根據社會結構的變化調整自己的理論和政策。中國社會生產力現在還比西方落後，社會結構不一樣，工業化任務還未完成，農業社會還是一個很大的尾巴，但新的產業和從事這些產業的階層正在迅速成長。他們是一個有知識、有“資產”的階層，是同先進生產力聯係在一起的新的知識階層鑒於中國這種國情，鑒於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我們覺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全心全意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包括全心全意依靠上述新的知識階層。
但在這個問題上，不管理論還是實踐都存在“矛盾”。理論上，把上述新知識階層劃歸“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似有些削足適履，即把現階段什會結構的實際塞到傳統的“政黨”和“無產階級政黨”的概念裏去。其實，它們不僅不像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甚至也不同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中的知識階層。所以，這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理論問題。在實踐中也充滿著矛盾，一方麵因生產力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而使從事“夕陽”行業的千百萬勞動者下崗，你不能不給以必要的社會保障；但你又不能不花幾十倍、上百倍於一般勞動者的工資去招聘從事高科技的專門人才！這是何等嚴峻的考驗。解決這個問題，也隻有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在公平和效率之間尋求合理的“度”。隻顧及公平，忘掉效率優先，國家就會落後；隻考慮效率，不兼顧公平，就會天下大亂。
上述六個方麵集中起來都存在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問題。從曆史經驗來看，如果說社會主義國家某個時期經濟沒搞好’常常首先是政治上出了偏差。以往的錯誤不在於重視政治的作用，而是誇大政治的作用，否定了經濟工作的基礎和中心地位。但在我們今天十分強調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時候，卻需要注意不要忽視政治對經濟的促進和阻滯作用。比如，推進以法製建設為主要內容和形式的民主政治建設就是我國一項長期、繁重而又緊迫的任務。政治和法製建設還必須有思想文化建設來配合。有的學者說，“如果我們不能在政治文化方向走出龍的陰影，也就是封建專製主義殘餘的陰影，我們在下一個世紀，就難以闊步前進。”“鍾山何處有龍蟠”？
三
如果說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硬件”問題，那麼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則是“軟件”問題。“硬件”、“軟件”，缺一不可。
講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得先分析今天中國的文化環境和文化鬥爭的態勢今日的中國，實際上存在著三種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這三種文化相互交融又相互衝突；但其相互關係主要的傾向是融合，是互相吸取，而鬥爭、衝突是融合過程中相伴相生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在這種態勢下，我國的文化建設發展戰略可以表述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為根基，進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大膽地吸取外國優秀文化成果，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
“我們黨是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所以全黨同誌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努力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努力學習和吸收一切外國的優秀文化成果，從而不斷地創造和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裏談到五個關於文化的概念，涉及到如何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如何正確對待民族傳統文化、如何正確對待外國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問題。下麵根據世界社會主義曆史經驗談談這“三個正確對待”。
1、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必須進一步消除教條主義的影響所謂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和發展。隻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才能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隻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回答實踐中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中國的今天，鄧小平理論就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不堅持鄧小平理論，就談不上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為什麼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是因為它正確，因為——正如有的學者說的，人類社會古往今來，還沒有哪一個學說能夠像馬克思主義這樣在誕生後的一百五十多年間，引起人類社會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並且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要止確看待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各種文化的關係。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正確、具有強大生命力，正是因為它正確處理同其他文化的關係。列寧說得好，“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的思想體係贏得了世界曆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値的東西”。列寧在這裏同時指出，隻有在此基礎上，按照這個方向，才能發展“真正無產階級的文化”而不要去“臆造自己的特殊文化”。
從蘇東劇變的教訓看’蘇東執政黨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上的主要錯誤傾向是什麼？有背離、放棄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問題，主要表現為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等國共產黨領導人推行改革新思維，導致蘇東劇變。而這種右的傾向的產生則是長期以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神聖化的結果。這裏斯大林負有主要責任。
但這裏與其說斯大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不如說是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化”，然後使蘇共和其他黨把斯大林神化，把斯大林的言論教條化，甚至把它當成棍棒和繩索，以實行思想壟斷和文化專製主義。這就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的停滯、僵化、萎縮，逐步喪失故鬥力，最後在洶湧澎湃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麵前失去了思想理論陣地。
蘇東的教訓告訴我們，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個開放的體係，善於吸取和改造其他政治思想流派的思想和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當成是發展的理論，善於在研究和回答現實世界中新的問題，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已。這就需要有寬鬆的社會環境和民生的政治氛圍。而為此就必須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化維護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如果搞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權，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也隻能是一句空話。我們不能忽視政治和組織製度的建設與思想理論建設之間的內在關係。
2、正確對待民族傳統文化，必須在弘揚被“左”的政策破壞的民族傳統文化方麵加大力度。
馬克思主義隻有同各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才有生命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問題。民族傳統文化包含進步性、民主性、人民性的精華，也包含著封建性的、落後性的、甚至是腐朽性的糟粕，需要分析、批判、改造、繼承。
蘇聯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有得有失。列寧主義——布爾什維主義、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就包含著俄國傳統文化中諸如探尋有別於西方的俄國獨特的道路的堅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堅強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公有意識、平等互助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等俄羅斯優秀的傳統文化。這正是俄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驚天動地的偉大業績的深刻原因之一。但他們沒有注意消除和克服沙皇的封建專製主義、傳統的對外擴張主義以及民眾中個人崇拜、皇權主義的影響。在這種條件下形成的文化專製主義和斯大林的個人專權，便成為蘇聯社會主義體製的致命弊端。
中國共產黨在對待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上同俄國人有同有異。一代又一代的優秀中國共產黨人把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諸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居安思危的愛國精神和憂患意識；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仁者愛人”，民貴君輕”的人本精神；“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人格和樂道精神；以及克已奉公、舍已利人的高尚品德，發揚到了中國曆史上從未有的程度和高度。這是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獲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同時，我們還必須承認，在極“左”猖獗的歲月裏，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大講階級鬥爭的口號下，“同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良莠不分地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處理個人與他人關係的準則和規範破壞殆盡。比如在片麵、絕對化地講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批判人道主義、“人性論”中，在“評法批儒”，批“克己複禮”中，在大講鬥爭哲學，批“合二而一”和“階級調和”中，以及批所謂“黑修養”中，仁（“愛人”、“兼愛”）、義（正義、情誼，“義者宜也”）、禮（“謂製度晶節也”，“齊之以禮”）、和（溫和、協調，“和為貴”、“和而不同”）、信（無欺、信用，“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忠（盡力竭力，“竭盡而無餘之辭也”，“為人謀而不忠乎？”）、恕（推已及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人生價值觀，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掃蕩和拋棄。與此同時就是個人崇拜、權力崇拜、暴力崇拜、唯階級論、鬥爭至上論、目的至上論大行其道，使社會表麵有強大的指揮中心和控製中心，實際上陷入無序無度失範失控之中，再加上改革開放以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已主義的泛濫，使得我們在新時期恢複和確立起社會主義的社會準則和道德規範時舉步維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