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上半年，江澤民同言、在廣東、江蘇、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時發表了關於“三個代表”的講話，提出“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重要論斷。接著，他又在中央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四個如何認識”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便是“關於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發展的曆史進程”。關於上述論斷的意義，《人民日報》社論指出：這“是深人總結我們黨近80年曆史經驗、深入思考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曆史經驗、緊密聯係我們黨麵臨的形勢任務和現實狀況作出的科學結論。”
江澤民同誌在這些講話中，還一再提出，希望全黨同誌“共同深入研究”，“請大家一起來思考”，以便進一步取得科學認識和作出正確回答。這就為我們總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提出了新的議題和視角，提供了較為寬鬆的理論環境。
最近我們常聽到一種說法：“老祖宗不能丟”，但“要說新話”。這是很對的。前半句說的是要堅持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但筆者認為，這裏的“基本原理”也應該是指經過實踐反複檢驗證明其為正確的論斷。後半句說的“新話”自然不應該是從書本到書本的套話，而應該是從總結曆史到當前的實踐經驗得來的實事求是的新鮮觀點。
有一篇文章提到，“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我們黨從建立之日起，一直到今天，始終都是堅持和實現‘三個代表’的。”文章的作者則認為，“事實上，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既有過堅持‘三個代表’的時期；也有過不同程度地違背‘三個代表’的情況。”文章作者的看法是實事求是的，文中提到的那種說法實際上是“一貫正確”論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老話、套話，而不是實話、新話；可喜的是，我們黨現在從上到不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喜歡聽這種老話、套話，而喜歡“實話實說”了。因為我黨過去已被“一貫正確”論害得好苦了。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也好，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也好，有“代表”得好和很好的時候，也有“代表”得不夠好、甚至很不好的時候。這裏的“好”和“不好”，雖說不是半斤八兩；但也不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應該說總體上是好的，但問題不少。或者說，有很好的經驗，也有很慘痛的教訓。這些都必須實事求是地加以總結，不痛不癢的表麵文章是於事無補的。
本文涉及的主要是蘇東國家和我國自己的曆史經驗教訓，其中很多問題由於我國有了根本性的轉變（比如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基本上的閉關鎖國到對外開放）似乎已成為曆史，但仍有現實意義。中國近20年的實踐說明，對於過去的錯誤和失誤，越是敢於正視，越是認識得深刻，對後來的實踐就越是有好處。
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說明，是否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執政的共產黨也是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問題。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也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實質是人的解放和發展，其中心是擺正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這裏包括6個方麵。
1、不失時機奪取政權，改造同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
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無產階級政覺就必須在革命的主客觀條件成熟的時候不失時機地奪取政權，這是改造舊的生產關係、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必耍的政冶前提；但生產關係的變革必須同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相適應，既不能滯後，也不能超前。
這個問題在曆史上一直存在爭論。十月革命時，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他們就認為布爾什維克不應該奪取政權，因為俄國的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實現社會主義的程度。列寧回答說，實現社會主義需要有經濟文化前提。列寧是對的。當時布爾什維克不奪取政權，就談不上改造舊的生產關係，社會經濟就無法發展，俄國社會就無法前進。比如說，除了布爾什維克以外，其他政黨就無意或無能力解決經濟發展中最為迫切的土地問題。
在中國，當年在政治軍事鬥爭中形成的兩股最大的政治勢力——國共兩黨，究竟誰能代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呢？為什麼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打敗800萬國民黨軍隊簡直就是摧枯拉朽？因為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已經腐敗不堪》成為落後的生產關係的政治代表，不打破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舊的生產關係的束縛，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就不能發展。
所以，問題不是“該不該奪取政權”，而是為什麼共產黨能夠取得政權。把它看成是個別人的意誌、策略、計謀的結果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共產黨在這些國家取得政權代表了當時廣大工農大眾的願望、要求和利益，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一次大解放。正因為這樣，才有像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新中國建立後頭7年社會生產力所取得的巨大的曆史性成就。
問題出在奪取政權之後如何實行生產關係的變更。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的錯誤是太快太急，超前了。我國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出現了明顯的偏差，“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人民公社化運動則使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蘇聯的全盤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後果更為嚴重：經過全盤集體化的大潮之後，1933年馬、牛、豬總數比1929年分別下降50%，43.2%、65.5%、41.6%。斯大林領導蘇聯近30年，糧食年總產量還趕不上沙皇時代的1913年。
2、適時地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工作方麵來。
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對不發達國家搞社會主義有一個重要思想：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趕上西方國家。這裏自然包含著利用政治力量搞好經濟建設之意，但其工作重心是經濟也是顯然的。
革命勝利後的政治任務、專政的職能依然存在，因為國內外還有十分尖銳的階級鬥爭，即使是解決好經濟任務本身也需要正確的政治方向作保證。但是，“物無美惡，過則為災”。如果脫離經濟任務去搞政治、搞階級鬥爭，甚至“以階級鬥爭為綱”；脫離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企圖依靠政權的力量來搞社會主義，其結果隻能搞出“貧窮的社會主義”，不受百姓歡迎的社會主義，也是沒有生命力的社會主義。在這種社會主義之下，生產力得不到解放和發展，民主受到損害和破壞，廣大人民群眾得不到真正的解放。當我們想到安徽鳳陽18戶農民為了求生存，決定分田到戶，需要“開黑會”、摁手印、準備坐牢和被開除黨籍時，我們實在沒有勇氣說此時此地我們黨也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鳳陽農民此舉，實厲罕見，但它反映了在人民公社體製下廣大農民求生存，求發展同阻礙，壓製生產力發展的體製之間的尖銳矛盾，至於成千上萬在階級鬥爭“擴大化”之下受到迫害和傷害的人，彼時彼地是根本談不上自由和解放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種狀況得到根本的轉變，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擺正了。這當然不是說，我們現在什麼問題也沒有了。比如政治體製改革與經濟體製改革如何相適應就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我們能否說，在政製改革問題上，應該做、能夠做的，我們都做了嗎？顯然不能這麼說。
3、及時改革蘇聯模式的政治經濟體製，正確處理改革與穩定和發展三者的關係。
斯大林模式曾經起了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但這種體製由於忽視市場作用，不允許競爭，靠行政的手段、以指令性計劃來推動生產，分配上又趨於等均主義，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因而缺乏活力和內在動力；由於管理上責任製不健全、發展方式上采取高投入、拚資源，又以是否完成計劃和總產值多少作為企業評價指標，造成高消耗、低效益。所以這種體製不改革就不能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促進經濟的發展。對一些國家的革個時期來說，不改革就隻有死路一條。
中國的改革是被逼出來的。在經過10年內亂、國民經濟麵臨崩潰的情況下，中國掀起了改革高潮，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為什麼農副產品一下子像泉水般湧向市場？就是因為廢棄了嚴重祖礙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製度，廣大農民掙脫了掘住他們手腳的體製的繩索，得到了真正的解放，積極性、創造性、主動性都動員出來了，於是在中華大地上出現了令入驚歎的人間奇跡。以後，黨和政府又非常謹慎、極為精心地處理好改革、穩定與發展三者的關係，才有了近20年來的偉大成就。
正確處理改革、穩定和發展三者關係是中國的改革領導者高超的領導藝術的重要體現，是中國改革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實踐說明，隻有通過改革解決社會矛盾、協調各方麵利益關係，才能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穩定，才能有社會經濟的發展。利用權力掩蓋矛盾、捂住矛盾，穩定隻能是表麵的、暫時的、脆弱的，其結果隻能造成更大的不穩定，甚至釀成動亂。但相對的社會政治穩定是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人民群眾所需要的正常的社會生活環境，沒有穩定，改革可能翻車，發展無從談起。而發展則是改革順利推行和造成穩定社會環境的最重要的基礎0社會穩定離不開經濟的發展，改革如果導致經濟停滯和滑坡就可能陷入泥潭。蘇聯近半個世紀的改革史證明了這一點。
斯大林之後，赫魯曉夫的改革雖然在某些領域某個階段收到一定成效，但他主觀隨意，毛毛躁躁，反複多變，又沒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框，終於沒有成功。在60年代中期實際上是柯西金主持的改革使斯大林體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良，曾使蘇聯出現可喜的穩定發展的局麵。7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勃列日涅夫年老體衰、保守僵化、不思改革，蘇聯經濟開始停滯衰退，社會在穩定的表象下潛伏著重重危機。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導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製度瓦解首先是改革的方向、方針、指導思想的錯誤使然；其改革的方法步驟的失當失度導致全麵失控也是重要原因。戈氏搞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講的是“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他放棄原則、不講限度，否認漸進、改良的意義，結果導致思想混亂，黨政機構癱痕，政治失控，經濟滑坡，社會矛盾、民族矛盾大爆發而不可收拾。改革失去了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和經濟發展的支持，最後走向失敗。
鑒於蘇聯的教訓，筆者認為不能無條件地、籠統地講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一方麵是因為改革必須有正確的方針、方向和方法，必須正確處理穩定和發展的關係，才能推動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另一方麵，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科學技術的進步。
4、以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生產目的，正確處理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關係。
上述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斯大林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問題提出來的。這裏涉及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軍工與民用，即“導彈”與“麵包”、“大炮”與“黃油”的關係問題。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大國，長期處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包圍威脅之下，為了國家安全用相當一部分力量去搞軍工、軍事科研是無可厚的；蘇聯曾經給予各國革命以實際的支援也是不能否認的。但後來在“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包裝下，同美國進行軍事競賽、爭霸全球，搞國民經濟準軍事化，其後果是十分嚴重的。它造成軍費負擔過重，農輕重比例長期失調，權力過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製難以改變，人民生活的提高受到很大的限製這也是造成蘇聯瓦解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