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擺正社會主義建設中政治任務和經濟任務的關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政治建設的正確方向，才能從根本上體現黨的先進性執政為民，首先就要回答什麼是黨的中心任務的問題。
人們或許會說，這難道也是問題嗎？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的撥亂反正，首先就是廢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始終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否則就根本談不上有今天世人公認的偉大成就。搞社會主義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點難道像斯大林、毛澤東這樣的偉大曆史人物也不懂嗎？問題遠非這麼簡單。
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確實麵臨著被推翻的階級企圖複辟、階級鬥爭十分激烈的局麵，鞏固政權的任務是迫切的。即使在和平建設時期，政治對於經濟建設也有其反作用。所以政治任務不僅是客觀存在，而且也十分艱巨。
曆史的教訓、以往的偏差和錯誤不在於重視政治的作用，而在予誇大它的作用。一是政治被看成是起決定作用的東西，被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地位。二是把政治任務集中到鞏固權力問題上，因而背離了不斷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正確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權力觀不正確的人，個別政治上懷有野心的人，別有用心地為這種錯誤觀念和做法推波助瀾，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傷害和冤枉了一大批幹部和群眾，使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陷入困境。這種政治局麵嚴重地幹擾和衝擊著經濟建設。
即使是明白了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也不等於能把經濟工作搞上去，還需要有一係列其他條件。從蘇聯等國的情況看，這些條件是：
第一是要有好的經濟體製。蘇聯實行指令性計劃經濟：長期批判市場經濟，造成經濟發展缺乏內在動力和活力，高投入、高消費、低效益。
第二是經濟建設必須以不斷提高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目的，正確處理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即導彈和麵包、大炮和黃油的關係。由於特殊的國情和國際壞境以及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擴張主義傳統的影響，蘇聯的國防開支、軍工生產大大超出了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限度，給蘇聯背上沉重的包袱，而同人民生活緊密相關的民用工業和農業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
第三是要有正確的決策。不少社會主義國家曾因經濟決策的失誤而對經濟建設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這種錯誤和後果的內在邏輯是：急於建成社會主義並過渡到共產主義；不顧國情地製定趕超戰略和高指標；自上而下層層搞強迫命令；下層則以浮誇和弄虛作假來響應。其結果是給經濟建設和人民群眾帶來災難。這在中國、蘇聯都發生過。問題就出在缺乏民主和科學的決策機製。
第四是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執政黨隻有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才能真正保持其先進性，為此就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蘇聯由於體製的原因，由於長期缺乏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導致了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這是其國力衰落從而導致劇變的一個原因。
正是由於我們黨吸取蘇聯和我國過去的經驗教訓，堅持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堅持了政治建設的正確方向，使我國20多年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保持了黨的先進性。
三、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主義、兩種製度的關係，既不能把二者截然對立起來，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二者之間的鬥爭，警惕西方的西化和分化的圖謀
在不發達國家搞社會主義，如何處理同資本主義的關係是一個大問題。列寧當年頭腦十分清醒。他認定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蘇維埃政權和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甚至認為社會主義就等於蘇維埃政權加西方文明成果。
但在很長時間裏，執政的共產黨隻看到兩製之間的對立和鬥爭，隻看到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卻忽視前者又是後者的”後繼者”。認為凡西方的東西就是“姓資”，凡“姓資”的就是腐朽沒落的文化。這就把許多屬於人類共同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當成資產階級的專利加以拋棄。蘇聯長期對市場經濟的排斥和批判導致經濟體製和機製的僵化。不少社會主義國家背棄權力製衡的原則，使權力缺乏監督，造成蘇聯、中國、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等國不同時期出現個人專權，以及大清洗、大鎮壓等政治腐敗現象，使執政的共產黨聲譽受到極大損傷。
戈爾巴喬夫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在“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的觀念之下，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步步進逼的和平攻勢缺乏警惕，妥協退讓，這是他喪權亡黨的一大原因。
我們黨在新時期不斷吸取兩方麵的教訓，既堅持改革開放、吸取西力優秀文明成果不動搖，又對西文有的國家西化和分化的圖謀保持警覺，使我們黨在複雜的國內外鬥爭壞境中立於不敗之地。
四、掌握適度原則，正確處理好改革、穩定和發展三者的關係，是新時期關係共產黨執政成敗的最重要的領導藝術
在這個問題上，蘇聯的經驗教訓是多方麵的。斯大林之後，赫魯曉夫的改革雖然收到一定成效，但他隨意性大，又反複多變，沒有成功。20世紀60年代中期柯西金主持的改革曾使蘇聯出現可喜的穩定發展的局麵。後來，隨著勃列日涅夫年老體衰，保守僵化，連“改革”二字都不用，蘇聯開始衰退，在表麵上的穩定之下危機重重。而戈爾巴喬夫放棄原則，不講限度，否認漸進式的改良，使改革的方法步驟失度、失當，社會政治全麵失控，蘇聯改革終因失去穩定的環境和經濟發展的支持而走向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