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資本主義國家的文明成果並不就是姓“資”，並不都是屬於社會基本製度的範疇
列寧認為，隻有把剝削階級所積累的全部經驗和知識同廣大勞動群眾的創造精神、毅力和工作結合起來，才能架起從資本主義通往社會主義的橋梁。他把“不向資產階級學習也能夠實現社會主義”的想法稱為“中非洲居民的心理”，說不能設想“除了建立在龐大的資本豐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還有別的什麼社會主義”。列寧說得尖銳而確切。今天很有必要掂量其中的分量。列寧為什麼如此重視“向資產階級文化學習”？因為他從來不把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看成就是姓“資”的，也不把某些姓“資”的看成是同社會主義截然對立的。他認為無產階級文化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
以往妨礙著人們大膽吸收借鑒這種文明成果的，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觀念和思維方式：把資本主義社會裏的一切文明成果看成都是姓“資”的，看成都是同社會主義不相容的、屬於基本製度範疇的。其實，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成果，並不都是資產階級一家獨有的，其中許多是反映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經驗和共同規律的。關於如何看待市場經濟、股票、證券等經濟領域的文明成果，現在人們已經談得不少了。對於資本主義的政治文明成果，也應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和方法。比如資本主義的選舉製、任期製，它是在同封建製度的長期鬥爭中產生的，是與封建主義的世襲製、終身製相對立的、比後者進步的製度。它同樣不是資產階級一家獨有的，而包含著我們應該批判地繼承的民主政治的一些共同規律的東西。再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三權分立”，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應用“權力製衡”原則的一種統治形式。這種分權實質上就是剝削階級對於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國家權力的分享。社會主義國家不采用這種形式，但卻不能把它所蘊含的權力製衡原則一起拋棄。權力製衡原則是人類曆史經過幾千年積累的政治統治與管理的經驗總結，是防止過分集權、濫用權力，防止權力腐敗的重要規則，是任何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們在健全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管理機製和運行機製時必須認真加以吸收和借鑒的文明成果。
四、既要肯定社會主義根本製度的優越性，又要清醒地看到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文化起點的落後性
世界社會主義史證明，在俄國、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不夠發達的國家裏，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奪取政權是能夠成功的；奪取政權之後進行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是有成效的。建設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千秋偉業，挫折、失誤、乃至失敗，常常是難以避免的。但要善於總結經驗和教訓。七十幾年來造成失誤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時在認識上對這個“優越性”和“落後性”及二者之間的關係發生偏差。
“落後”指什麼？指的是經濟文化方麵。“優越性”呢？指的是社會主義製度。解決這對矛盾的辦法，按列寧當年的想法，就是在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創造發展文明的前提之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追趕上西方國家。如果隻看到列寧在這裏強調用政權的力量、社會製度的優越性來加速文明建設，那還不夠全麵，必須同時了解列寧其他的觀點。列寧提出過一個公式：“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製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因此，要“樂於吸取外國的好東西”，“社會主義實現得如何，取決於我們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機構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這裏，吸取西方文明成果問題，被毫不含糊地提到決定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成敗的高度。列寧還指出，工人階級政權“單靠專政、暴力、強製是堅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術先進的、進步資本主義的全部經驗，使用一切有這種經驗的人，才能堅持得住”。不深刻認識“落後性”，不懂得建成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經濟文化基礎，便不可能認識批判地吸取西方文明成果的重要意義。
由於在上述問題上認識的不同，便產生了搞社會主義的兩種不同的基本思路：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前者產生的原因是複雜的。它也並非一點不承認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問題在於以什麼為中心、為基礎。它實際上是用“階級鬥爭為綱”來影響、衝擊以至於代替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這種“左”的錯誤方針，不承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要逐步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這一樸素而重要的道理，不承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是為了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種思潮由於過分強調政權、政治製度、意識形態的作用而使自己離開了唯物論的基本陣地。“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窮則能保持“革命性”、富則容易“變修”、“知識越多越反動”等等，雖說這是這種思潮在“文革”時期的極端荒唐的表述，但卻不能說它在新的條件下完全沒有市場。這種思潮既然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作唯心主義的理解，自然也就對這個“落後性”麻木不仁，對當今世界的科技和經濟的迅速發展或孤陋寡聞，或無動於衷。故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也必然要搞閉關鎖國。在中國，盡管毛澤東同誌在《論十大關係》等論著中曾經非常全麵和正確地論述了對待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文明成果的態度和方針問題，但由於種種原因，使我國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在某種程度上還是閉關自守。當第三次科技革命在西方進入高潮的時候，我們正關起國門搞“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結果坐失良機，使國民經濟跌到了崩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