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誌在“七一”講話中，鮮明地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針：“決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人們或許由於未加注意，或許由於怕碰敏感問題，或許由於存在無可奈何的心理，在宣傳和理論研究中，講這個問題的還不多。但這是一個不能不給以高度重視的問題。因為這是社會主義政治中一個帶有全局性影響的關鍵問題，是一個涉及執政黨和社會主義政治權力的性質、關係到社會主義興衰成敗、政黨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在一個多世紀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始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權力觀和執政方針：是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還是利用人民給予的權力為個人、小集團、掌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領導幹部中，一些人自覺不自覺地持後一種權力觀和執政方針。他們在其領導和管理的地方、部門、單位形成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果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普遍出現既得利益集團，那就會形成脫離廣大人民、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官僚特權階層。
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曆史上反複被提出的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
特權階層問題是在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曆史上一再被提出、並引起激烈鬥爭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問題的解決至今還談不上有係統的成功經驗。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在政治方麵就是要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大眾，從剝削階級的官僚國家機器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成為社會的主人。在階級完全消滅之前，無產階級還需要自己的國家；為了防止官僚製的複活，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就必須建立和逐步完善民主製度。
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的政權——巴黎公社為此實行了兩項措施：一是實行普選製，公社的一切職位交由普選產生的人擔任，使其置於公眾的監督之下，並隨時可以撤換；二是取消高薪製，所有公職人員隻領取相當於工人的工資。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並肯定巴黎公社實行的這些原則，認為這樣可以使國家機關“不再歸一個受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但巴黎公社的實踐有其局限性：它處於革命時期，隻存在了72天，也不是全國性、而是一個城市的政權。
十月革命前夕，列寧也非常讚賞巴黎公社的經驗。十月革命勝利後初期，布爾什維克黨也力圖按此方向來建設蘇維埃政權。由於俄國的國情和國內戰爭的環境，實際上，委任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替代了選舉製，雖然1921年黨的十大決定以“工人民主製”代替“極端集中製”，其中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強調實行選舉製，但也沒有改變這種趨勢，與此同時，蘇維埃政權不得不對專家付給高額報酬，盡管列寧認為這是“采用舊的資產階級的方式”，隻是“一種妥協”，是對巴黎公社原則的“背離”，會對蘇維埃政權起著“腐化作用”。於是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官僚主義、幹部特殊化思想便在蘇維埃製度內部分地複活起來。
列寧去世後，在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爭論中，托洛茨基就提出了“老近衛軍”發生“官僚主義化”、“機會主義的蛻化”問題。其矛頭所向是斯大林統領的黨的機關對權力的壟斷，鼓吹黨內民主和允許各種不同思想傾向的存在。托洛茨基在黨內權力鬥爭中敗北、被逐出境。1936年之後，托洛茨基進而說在蘇聯形成了一個“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官僚階層”、“特殊階層”。托洛茨基從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重性出發，否認官僚是一個“新的階級”；但他們遲早會力爭形成一個新的有產階級。官僚集團或它的一部分是資本主義複辟的潛在的代理人。托洛茨基提出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人必須推翻官僚。他宣揚通過“政治革命”推翻現行統治製度，使“官僚獨裁專製製度”“讓位於蘇維埃民主製”，而不是通過社會革命改變現存的所有製關係。
1957年，在蘇共20大引起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混亂潮流中，曾是南共主要領導人之一，後因主張實行西方式的多黨製和議會民主製一再被判罪的吉拉斯（舊譯德熱拉斯）在美國發表了《新階級》一書，全麵抨擊共產黨和東方社會主義製度。他力圖證明權力——財產——新階級這一公式，認為共產黨掌權之後，通過對行政大權的壟斷，在政治上對黨和國家實行極權統治，對意識形態實行專製、控製，在經濟上使用、享受和支配國家所有財產；因此，以黨為核心和基礎、由那些因壟斷行政大權而享有種種特權和經濟優先權的人們構成了一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階級”。在吉拉斯看來，擺脫這種狀況的出路是實行多黨製。
在發生於60年代的中蘇大論戰中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在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認為赫魯曉夫上台之後，實行修正主義路線，新資產階級分子在黨、政、經、文教等部門占據了統治地位，“形成蘇聯社會上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逐步把社會主義公有製變為“特權階層的所有製”，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這個特權階層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了。“蘇聯人民同他們之間的矛盾，是目前蘇聯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但屬於這個特權階層的，隻是蘇聯幹部隊伍中的極少數。九評認為，這個特權階層，是“蘇聯資產階級”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的社會基礎，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則是這個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在總結曆史教訓時，九評重申了巴黎公社原則，提出“決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製度”，“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
緊接著中蘇大論戰的，是中國的社教運動和“文化大革命”。1965年1月，毛澤東同誌就提出中國出現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認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鬥爭對象、革命對象。文革開始時，毛澤東同誌稱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提出要實行巴黎公社那樣的“全麵的選舉製”產生文化革命委員會。毛澤東又發出“五七指示”、提出“黨內資產階級”的概念、批評八級工資製等等。從毛澤東上述的政治論斷可以看出實行巴黎公社原則是毛澤東社會主義觀的一部分。他把實行這個原則，同反修防修、打倒“走資派”、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搞在一起，想靠自上而下搞大民主來摧毀“官僚主義者階級”。其結果喚起了群眾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小資產階級派性，搞出了一個十年內亂，黨政機關被搞癱瘓了，國民經濟滑到了崩潰的邊緣，教訓極其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