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那就是把民族矛盾和鬥爭完全等同於階級鬥爭。在蘇聯，任何謀求本民族利益的要求和努力均被不加分析地斥之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被當作階級鬥爭問題、當作反動的東西加以批判和壓製；而一旦被戴上“民族主義”的帽子，在政治上就不得翻身。這樣做的結果又使民族矛盾更加深化和尖銳化。
戈爾巴喬夫在其上台後的一段時間裏，一方麵是沒有意識到民族問題的嚴重性，一方麵又高唱“民主化”和“公開性”，於是，民族分立運動一發而不可收拾。蘇聯的分崩離析正是對他們的教條主義的民族問題理論和對待民族矛盾的官僚主義態度的無情諷刺。
蘇聯的解體，根本的原因是經濟長期未搞好，以致發生危機。經濟搞得不好不活，從理論上說，就是一貫把社會主義經濟看成就是計劃經濟，而且是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經濟。在此問題上，固守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與從實踐中提出的重視市場作用的新觀念之間的鬥爭，使市場的作用在蘇聯出現了三落三起。
從俄共（布）八大通過的黨綱規定的“繼續有計劃地組織全國範圍內的產品分配以代替貿易”，“準備取消貨幣”，到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提出的，要把商業當作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基礎的關鍵環節來抓，號召共產黨人學會經商為第一次起落。從發動“向資本主義全線進攻”，廢止新經濟政策，批判布哈林的使市場“常態化”理論，市場、價值規律被不少學者認為是不起作用的，到斯大林發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文，肯定了商品生產的必要性，提出“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商品生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文中同時也給後人留下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價值規律對生產沒有調節作用，隻起影響作用，要盡快用“產品交換”完全代替“商品交換”等教條），為第二次起落。第三次起落的發生從60年代初開始。蘇共二十二大提出了“對商品貨幣關係充分加以利用”，在“利別爾曼建議”的大討論中，國營企業之間交換的產品不是商品、計劃與市場不相容的舊觀念被破除。但從60年代末開始，蘇聯發動了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大規模的批判，指責一些強調重視市場作用的學者為修正主義者、同馬列主義格格不人，認為市場調節會使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蛻化。在蘇共二十四大之後，市場調節問題成為無人敢涉及的禁區。這種情況一直到蘇共二十七大才有了較大的變化。
市場的作用在蘇聯的三落三起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一次又一次地起來反抗束縛經濟發展的僵化的教條。盡管每“起”一次都使人們的認識向著客觀真理靠近一步，但在半個多世紀中反映實踐的呼聲、代表著理論和實踐的正確取向的新觀念總也沒能從根本上打破傳統的理論和產品經濟模式，使蘇聯長期未能形成真正的市場。直到80年代中，95%左右的產品的價格仍然由國家規定，95%左右的物資仍由國家調撥。理論上的僵化阻礙著體製改革的進行，造成體製的僵化，從而使蘇聯經濟缺乏動力和活力，導致停滯和危機。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後，出現了“既沒有計劃，也沒有市場”，宏觀失控、市場混亂的狀況，正是順應了“物極必反”的發展邏輯。
在某種意義上說，蘇聯也是被軍備競賽，被包打天下、爭霸稱雄世界的世界戰略拖垮的。第一，這種戰略使蘇聯從20年代後期到80年代中期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優先發展重工業實際上主要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戰後，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的25%、機械工業部門80%的產值來自軍事工業。第二，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國民經濟的準軍事化，造成農輕重比例、軍用與民用工業、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長期處於嚴重的失衡狀態中。第三，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方針，使蘇聯長期執行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不到應有的改善。有的蘇聯學者估計，蘇聯的積累率高達40%-50%，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積累率則為15%—25%；蘇聯職工工資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僅占30%（1989年），而美國則為62%。
第四，優先發展軍事工業使蘇聯耗費了巨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據有關統計，蘇聯的科研經費80%用於軍事科研，60%的優秀科技人才以及大量的精良技術設備集中於軍事部門。這無疑是以犧牲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為代價的。第五，蘇聯的“優先”發展戰略要求國民經濟管理權力高度集中，阻礙了體製的改革。第六，根據蘇聯的對外戰略，它到處去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從而使自己背上日益沉重的包袱。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每年花在阿富汗、越南、古巴等國的開支竟達近百億美元。綜上所述，我們隱約可見蘇聯經濟發展的一個內在邏輯：對外政策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方針—經濟結構的畸形—經濟體製的僵化和改革的停滯—經濟發展速度的下降直至陷入困境。
蘇聯實行這種對外戰略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用絕對化的思維方式看待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及其關係是重要理論根源。他們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製度的關係看成是絕對互相排斥和全麵對立的；把社會主義看成是絕對優越、不斷進步，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實力，而把資本主義看成是絕對的腐朽，是不斷深化的危機，不能如實地估量資本主義的新發展、新情況。如共產國際六大（1928年）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不切實際的估計，一直被當成不容置疑的結論被搬用到80年代初。加上蘇聯一度在經濟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取得較大的進展，使得勃列日涅夫疇躇滿誌。他宣稱蘇聯“有實際可能在世界帝國主義體係一係列環節實行進攻性的階級鬥爭戰略”，並“隨時作好使經濟轉人戰時軌道的準備”。70年代後半期，蘇聯接連不斷地對外擴張，就是基於這種估計。然而，當蘇聯躍上軍事強國的頂峰時，其經濟則不可挽回地走下坡路。
從以上幾個方麵看，教條式地理解和宣傳馬列主義某些原理和觀點，固守一些已被實踐證明其為片麵或錯誤的理論，是蘇共瓦解、蘇聯解體的思想理論根源的重要方麵。沒有疑問，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是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改革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但在一定意義上說，蘇聯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以及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其他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出現和泛濫，正是對教條主義的懲罰。蘇聯的實例向人們說明：不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隻能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失。
三、蘇聯模式與東歐的劇變
東歐劇變的原因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其中包括內因與外因、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原因、上層原因與下層原因、“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影響、遠因與近因等。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實施、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泛濫是劇變的直接原因。我們這裏不來全麵分析這些原因，隻想研究一下教條主義在東歐劇變中的作用。這個教條主義在東歐集中表現為脫離本國國情，照搬照抄蘇聯模式。
東歐國家照搬蘇聯模式首先是蘇聯對這些國家控製和幹預的結果。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建國之初，不少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就主張走本國自己的路，從自己的國情出發來建立自己的政治經濟體製。1945年12月召開的波蘭工人黨一大就通過了被稱為“通向社會主義的狹蘭道路”的綱領。哥穆爾卡在1946年指出：“我們選擇了波蘭自己的發展道路，我們把它稱之為人民民主道路。”“波蘭可以，而且正在走自己的發展道路，我們的黨也希望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匈牙利也有一些領導人，如卡達爾等提出在匈牙利實行多黨合作製和人民民主製。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爾德則在1945年就指出，我們必須尋找我們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政策。1946年，他又說，蘇聯的道路並不是惟一可行的道路。德國統一社會黨在戰後初期也曾提出通過和平的德意誌道路走向社會主義。保加利亞領導人也曾在解放初提出要探索一條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但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中，蘇聯為了控製東歐，在蘇南衝突事件中，全麵推行蘇聯模式，把東歐國家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斥之為“民族主義道路”，把一切與蘇聯不同的看法和做法都視為離經叛道，在東歐共產黨內開展了一場大清洗運動。一批黨的領導人被扣上“民族主義”、“鐵托分子”、“西方代理人”的罪名，遭到清除、監禁，甚至處決。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製度自此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政治上，民主黨派或被取締、解散，或瓦解、改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破裂，聯合政府解體，以共產黨一黨高度集權為特征的政治體製建立起來；在經濟上，全麵推行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取締私營經濟、個體經濟，把全部經濟生活納入國家計劃軌道，市場機製不再起作用，執行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戰略，等等。蘇聯模式在東歐國家的全麵推行，曾使東歐國家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性成就。但蘇聯模式在這些國家暴露出來的比這種模式在其故鄉更為突出的弊端又成為這些國家動亂和劇變的重要根源。
波蘭成為東歐第一個發生劇變的國家並不偶然。波蘭劇變發生以前的三次危機都同蘇聯模式的影響緊密相關。在1948年東歐政局的轉折時期，“波蘭道路”遭到批判，哥穆爾卡等人遭到打擊迫害，黨內的三次清洗使一大批主張走波蘭自己發展道路的黨員幹部（西方稱之為“國內派”）被打下去。波蘭實行全盤蘇化，采納了蘇聯式的政治經濟體製。波蘭黨自己認為“這是一次具有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性質的轉折”。此後，波蘭黨和政府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和高速度、高積累的冒進計劃，破壞了國民經濟的平衡。強製推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和苛重的農產品義務交售製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由此引起的食品和日用消費品的短缺、物價的上漲、部分職工實際工資的下降，使群眾中不滿情緒日益增長，終於在1956年6月發生了波茲南事件，即第一次危機。
哥穆爾卡複出之後，重提“波蘭道路”，著手政治經濟改革。在政治上提出黨和國家生活的民主化，實行擴大人民會議權力、工人自治和農會自治等非集權化措施；在經濟上調整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提高職工工資，解散通過行政命令而建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曾使波蘭政治經濟生活出現了轉機，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但改革遇到保守勢力的抵製和蘇聯的非難。在1958年國際上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氣氛中，哥穆爾卡轉向了，本來隻是“換零件”的改革被迫停止，波蘭再次回到蘇聯的發展模式。由於農業歉收，市場供應緊張，在政府決定大幅度提高物價之後，生活在“清貧的社會主義”下的波蘭人又一次起來反抗。曾在人民群眾擁戴下上台執政的哥穆爾卡被趕下台。
蓋萊克上台後，雄心勃勃地提出“高速發展戰略”。在70年代上半期，由於國際條件好，農業豐收，波蘭出現曆史上罕見的生產和消費同步高速增長的局麵。但高度集權的體製使他沒有避免其前任的覆轍。這位本來頗有民主作風的領導人，後來也是拒諫飾非，個人專權，聽不進不同意見，沒有糾正超出波蘭國力的發展戰略，造成70年代下半期經濟危機日益加深，加上黨風的腐敗嚴重，終於釀成了波蘭解放後的最嚴重的社會動蕩。1980年“團結工會”事件發生後，波蘭黨節節退讓，步步轉向民主社會主義，也無法擺脫政治經濟困境，終使政權喪失。
由於曆史的原因，波蘭人長期以來對蘇聯就存在一種逆反心理和對立情緒，因此，搬用蘇聯模式隻能降低社會主義在波蘭人心中的聲譽。而不少波蘭黨的領導人之所以不能擺脫這一模式，則常常是由於屈服蘇聯的強大壓力。蘇聯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結果是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名聲。
蘇聯模式在東歐各國確立之後，改革與維護這個模式、抵製以至鎮壓改革的鬥爭在不少東歐國家出現過。從思想理論來說，這種鬥爭實際上就是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從各國國情出發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與教條主義的鬥爭。這種鬥爭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現得尤為劇烈。1968年，鑒於蘇聯模式給捷帶來的惡果，捷共發動和實行了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黨的四月《行動綱領》強調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新的、高度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條件的那種模式的社會主義社會”，提出社會和政治製度的民主化、黨政分開和建立“有調節”的社會主義市場等任務。這無疑是對蘇聯模式的公開挑戰。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上出現了某些自由化傾向。堅持大國沙文主義的蘇聯領導集團不能容忍捷突破其模式，於是以捷的政局動蕩，出現反共、反蘇口號，要求退出華約等為由，打著保衛蘇東各國社會主義成果的旗號，出兵50萬桿然入侵和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挾持了捷黨政領導人，鎮壓了這次改革運動。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開始了“正常化”過程，在經濟上重新轉到高度集權的蘇聯經濟模式上來，強調“以發展重工業為主”，“加強經互會成員國的經濟一體化”，以致80年代以來經濟每況愈下，甚至出現負增長的年份，使戰前曾屬於大工業國之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滄落到中等國家水平；政治上進行了“捷共曆史上最大的一次清洗”，先後有50萬黨員遭到清除和迫害，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員被解除職務，200餘萬人（約占全國人口的七分之一）受到株連。而胡薩克、雅克什等在爾後長達20年的時間裏又拒不為受害者平反，造成深刻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廣大人民群眾強烈要求改變捷的政治經濟現狀，正是捷政局發生動蕩和劇變的根本原因。
匈牙利改革的命運同捷克有所不同。受命於民族危難之秋的卡達爾，順應黨員群眾的改變拉科西推行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政策的強烈要求，謹慎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路子。他不僅收拾了拉科西的錯誤及由其引發的“十月事件”造成的匈牙利的爛攤子，而且從國情和國際條件出發，創造了被稱為“第三種模式”的“匈牙利模式”，取得世人公認的曆史成就。但匈牙利的改革始終沒有擺脫蘇聯威脅的陰影。勃列日涅夫一直警惕地注視著這場“靜悄悄的革命”。“布拉格之春”的命運使卡達爾更加小心行事。1974年和1975年主持改革的中央書記、改革的主持者浬爾什和政府總理福克先後被解除領導職務。改革的受挫和世界經濟形勢的重大變化使匈牙利經濟陷人困境。這是80年代末黨內發生分歧、各種社會矛盾激化、進而導致政局劇變的重要因素。
如果說，一些東歐國家照搬蘇聯模式主要是由於蘇聯的控製、幹預、威脅的結果的話，另一些東歐國家則不是這樣。它們在斯大林去世後，或同蘇聯鬧翻了，或不同程度擺脫了蘇聯的控製，在外交和內政上實行獨立的路線和政策，但由於存在著類似的社會曆史根源和思想理論根源，因而並沒有擺脫蘇聯模式。霍查領導下的阿爾巴尼亞就是長期維持、僵硬地固守斯大林模式的典型。霍査治理阿爾巴尼亞的重要理論武器是斯大林的階級鬥爭理論。他的座右銘是“到處都需要保持革命警惕性”。他把階級鬥爭理解為不僅是反對“外部和內部敵人”的鬥爭，而且也是在人民內部和黨內進行的鬥爭。他維護其獨裁地位靠的是兩大支柱：宣傳和清洗。其清洗運動的頻繁超過蘇聯的斯大林時代。在他執政的41年中，共進行了11次清洗，平均4年1次。其清洗的對象大都是不同程度主張改革僵化體製、實行開放政策的領導幹部。至於對廣大人民的高壓統治和嚴密控製更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罕見的。對內實行政治恐怖統治，對外必然是閉關鎖國。在霍査的極“左”眼光裏，世界上所有國家，不是資本主義的，就是修正主義的，阿是“唯一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於是，一個不足3萬平方公裏，約近300萬人口的國家，竟築起40萬個碉堡。這種內外政策的結果，不言而喻隻有使阿爾巴尼亞越來越落後，人民越來越難以忍受。在今天世界飛速發展的大潮之下，這種閉關鎖國從而導致貧窮的社會主義怎能站得住腳？
在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實行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曾在國際上贏得廣泛的讚譽。他主張擴大同世界各國的經濟、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也是事實。他在執政初期提倡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平反冤假錯案，注意體察民情，深入工廠、農村，使羅馬尼亞經濟有過較快發展，得到國內人民的擁戴。但在政治經濟體製上，羅馬尼亞也基本沒有走出蘇聯模式的框架。齊奧塞斯庫實行的個人獨裁、家族統治及其造成的惡果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是一典型。這個體製使他喪失了實事求是的精神，而是好大喜功，不顧國情和國力，搞唯意誌論，做出一係列的錯誤決策。如1969年提出使羅馬尼亞在10年內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的冒進口號，為此而實行高積累、低消費，大舉外債，大力發展重工業和大型加工業；後來又不顧人民的疾苦，決定10年還清外債（本息170億美元）；無視羅馬尼亞經濟步步走向崩潰的事實，大興土木，搞鄉村都市化。這種體製使他嚴重脫離實際，陶醉於虛幻的成績之中。1989年糧食實產1690萬噸，他卻相信下級謊報的數字6000萬噸。當全國食品已極度緊張，百姓苦不堪言時，齊氏卻自豪地宣布羅馬尼亞已達到“人均三噸糧”。他思想僵化了，不言改革，反對改革，自認為羅馬尼亞的體製“已經完善”。當羅局勢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時，6名羅馬尼亞的老黨員聯名上書，譴責他，批評他，呼籲共同探討使國家走出困境的途徑。齊氏沒有懸崖勒馬，喪失了挽救危局的一線希望，最後在劇變浪潮中成了孤家寡人，無處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