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俄國來說，根據書本爭論社會主義綱領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我深信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今天隻能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當十月革命勝利後還不到一年的時候，列寧就提出了黨的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但是，在此後七十幾年的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史上，實際上一直存在著不同的思想路線。是脫離實際，從“本本”出發來談論社會主義，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從實踐經驗出發來研究和指導社會主義建設？不同的思想路線產生不同的結果。這是研究社會主義實踐經驗首先應該總結的。
一、實事求是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
現實生活中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曲解或誤解來自兩方麵：或把它當成憑空而來的烏托邦，或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及其對未來社會的設想當作評判現實社會主義的標準。這些都是不理解或不承認科學社會主義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基礎上產生的。
曆史上確實有過“烏托邦”，即空想社會主義。他們的學說之所以是空想的，一是因為其設計的社會方案，其主張的社會理想，不是從現有的物質條件出發，而是從抽象的人類的理性、絕對真理、“永恒的正義”出發，是在頭腦中發明出來的；二是他們沒有找到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力量和正確道路，幻想通過宣傳、示範等辦法，使統治階級接受其社會改革方案，以實現其社會理想。空想社會主義產生的社會曆史根源，從總體上說，就是因為當時大機器工業還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剛剛暴露，無產階級尚未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因而空想社會主義不會也不可能闡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本質，不會也不可能找到能夠成為新社會的創造者的社會力量。所以，盡管空想家們無情地批判了資本主義製度，嚴厲地譴責這種製度的罪惡，盡管他們苦苦尋求新的社會模式，對未來社會也有不少天才的預測，他們設計的社會方案和實現理想社會的道路仍然不能不是“烏托邦”。
科學社會主義繼續了空想社會主義對人類理想社會的追求和探索，並以後者為思想資料的直接來源。但它從產生的根據、到內容、到方法都同後者有根本的差別。總的說，它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基礎上產生的。
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已經具備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生活的時代所沒有的社會曆史條件。從19世紀30年代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許多國家已占統治地位，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這種矛盾的激化，各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剝削和奴役的鬥爭的日益尖銳化，呼喚著代表無產階級社會理想的科學思想體係的產生。而此時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已比較清楚地暴露出來，這又使這種思想體係的產生成為可能。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包括其對未來社會製度的設想，正是適應這種需要，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它是根據和立足於這種社會現實，從分析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材料人手來展望未來社會的發展前景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社會主義社會將有如下一些特征：沒有私有製，沒有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按照統一的總計劃協調地組織社會生產，消滅了人剝削人現象，實行按勞分配，消滅階級，政治意義上的國家的消亡等。而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還有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他們的這種設想和預測是怎麼產生的？這裏有幾種情況：一是在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矛盾運動規律中，推論出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必然結果的；二是在批判和分析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理論觀點，以及批判某些工人政黨的錯誤理論綱領中，論證了未來社會的性質和基本特征的；三是在總結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實踐經驗中，特別是總結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中，提出未來社會政治和經濟特征的。總之，他們對新的社會製度的設想，是進行了科學的論證，是在批判舊的東西之中發現新的，從批判錯誤的東西之中推論出正確的，是對實踐經驗的總結。
馬克思、恩格斯給後人留下的，與其說是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特征的預測，不如說是他們在進行這種預測時的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
第一，他們的設想是從事實出發的。他們鮮明地提出，共產主義“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他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隻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恩格斯後來又聲明：“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於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曆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脫離這些事實和過程，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
第二，他們的設想隻是指出未來社會的大體的發展方向，其中沒有像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那樣具體地詳盡地描繪未來的社會模式。
第三，他們預計到未來社會將是需要不斷改革的社會，沒有提供一勞永逸的方案。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和其他社會製度一樣，不是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經常變化的、不斷改革的社會。他聲明：“我所在的黨沒有提出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
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預測是十分必要的。應該看到，他們畢竟是生活在自由資本主義的時代，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的設想畢竟不是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產生，畢竟是針對著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因為他們的某些設想不符合當今社會主義的實際而指責其為“烏托邦”，或因為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和挫折而指責後來人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都不是正確的對待前人的科學態度。
正確的態度是列寧的態度。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誠首先表現在忠於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學世界觀，表現在把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統一起來，把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繼承和發展統一起來——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他從帝國主義時代和俄國國情出發，向前推進了科學社會主義。
不能設想，如果不是列寧根據帝國主義時代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改變了無產階級革命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取得勝利的論斷，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國或數國獲得勝利的學說，會有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列寧在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如公有製、按勞分配、消滅階級等問題上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但列寧麵臨著的是一個處於帝國主義包圍之中、小生產者占優勢的國家，同馬克思、恩格斯相比，他對社會主義的一係列看法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列寧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原則出發的唯物主義思想路線。十月革命勝利後初期，他就提出了“隻能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的命題。此時，社會主義實踐剛剛開始。當布哈林提出希望在黨綱中論述一下充分發展了的社會主義社會時，列寧直截了當地回答說要論述一下社會主義，我們還辦不到；達到完備形式的社會主義會是個什麼樣子，——這我們不知道，也無法說。……因為還沒有可以用來論述社會主義的材料。”稍後，列寧又說道：“新社會還是一種抽象的東西，它隻有經過一係列建立這個或那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各樣的、不盡完善的具體嚐試才會成為現實。”
列寧總是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提出了一係列新的看法。1923年，在《論合作製》一文中，他宣布：“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
關於列寧對社會主義的看法的變化，人們可以列出長長的單子來。舉其要者，如關於過渡時期：列寧改變了過渡時期是短暫的預測，根據俄國的特點，認為在一個小資產階級占優勢的國家，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一個要經過許多年的漫長的過渡時期。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列寧從上述認識出發，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將經曆“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完全的社會主義”、“完備形式的社會主義”等）。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務；列寧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一個根本的任務”，因此，必須把黨的工作重心從政治鬥爭、革命、奪取政權適時地轉移到“文化”工作上來。
關於合作社的性質：列寧改變了把合作社當成國家資本主義的觀點，認為在蘇維埃製度下，合作社同社會主義製度是一致的，“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這裏包含著改變了社會主義所有製是單一的所有製的看法。
關於商品貨幣關係和市場：經過新經濟政策的初步實踐，列寧已認識到商品貨幣交換、商業、市場在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的關鍵作用。他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商品貨幣關係，但已提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製度就是社會主義製度”了。
關於精神刺激和物質刺激問題：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列寧認識到搞經濟建設不能光靠政治熱情和行政手段，“而是借助於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依靠個人興趣、依靠從個人利益上的關心、依靠經濟核算”來提高生產。
關於利用資本主義：列寧在認識到落後國家不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應采取“改良主義的”、逐漸的、審慎的、迂回的辦法之後，提出了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方式，甚至認為私人資本主義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
以上主要從社會、經濟方麵看。從政治和政治體製方麵，在十月革命後，列寧的認識和實踐也發生許多變化。如從十月革命前設想的實行人民管理製、人人參加管理，到認為隻能“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的轉變；從讚同“工會國家化”，到提出工會應該成為黨和國家同群眾之間聯係的“傳動裝置”的變化；從實際上有條件地允許黨內派別集團的存在到無條件地嚴禁黨內派別活動的變化，等等。
列寧這些看法的變化，有的是改變了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的某些設想，有的是改變了自己以前的觀點。促成這些變化的，是實踐的經驗，特別是錯誤的教訓。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戰時共產主義提供的深刻教訓。列寧的風格、列寧的偉大之處在於把偉大的革命氣魄、崇高的革命精神同求實精神結合起來。他不僅是修正主義不可調和的敵人，也是教條主義不可調和的敵人。他總是麵向新的時代、麵向俄國的國情；總是深人實際，深人群眾，從實際中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改變過時的觀念，修正錯誤的認識。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帶領黨和人民群眾把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如果不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內戰爭結束之後，毅然以新經濟政策代替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就很難克服蘇維埃俄國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黨內危機，從而鞏固年輕的蘇維埃政權、恢複國民經濟，並在此基礎上把對不發達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推進一大步。
自然，我們必須看到，列寧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並不是給後人留下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固定模式。列寧在十月革命後畢竟隻生活了六年多，許多問題還來不及回答和解決，甚至在實踐中還沒有顯露出來；即使是他的正確認識，其中不少也是針對著俄國過渡時期的實際的，並非都是普遍適用的。
二、教條主義與蘇聯的解體
列寧去世之後，社會主義運動不管是在蘇聯，還是在全世界，不管是成就，還是問題，都與斯大林的名字分不開。在這個意義上說，斯大林代表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時代。斯大林領導黨和蘇聯人民，在極為困難的曆史條件下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使蘇聯躍入世界強國的行列，這是巨大的曆史功勳。在這個偉大實踐中，他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在1936年他宣布在蘇聯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時，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的一係列傳統提法就作了改變。比如在生產資料所有製問題上，他用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代替了馬克思、恩格斯講的社會共同占有、“社會公有”；在分配製度方麵，他把按勞分配與各盡所能聯在一起，既反對平均主義，又強調共同富裕；在社會階級結構上，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而改變了馬克思、列寧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是“無階級”社會的標準；在國家問題上，他改變了社會主義國家是“非政治國家”的提法，根據蘇聯的情況和國際環境，認為社會主義還存在政治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在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上，他認為社會主義還存在著商品貨幣關係，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突破和發展，等等。所有這些認識的改變，都是從實際出發，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總結。籠統地說斯大林搞教條主義是片麵的。如果斯大林隻是照搬馬列主義，按“本本”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蘇聯的存在和發展都是不可設想的。
但是，由於斯大林思想方法上存在著形而上學、片麵性，他在提出某些正確觀點的同時，又提出了許多對蘇聯和其他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發生重大消極影響的片麵的或錯誤的理論觀點。如在所有製問題上認為社會主義公有製隻有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兩種形式，要盡快把集體所有製提高到全民所有製的水平，並在實際上否定了個體經濟的作用；在計劃與市場關係上，認為商品生產的存在隻是因為存在著兩種公有製形式，不承認生產資料是商品，不承認價值規律對生產的調節作用，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就是指令性的計劃經濟，要“一往直前”地用“產品交換”來完全排除商品交換；在政黨製度問題上，認為社會主義隻允許一個黨存在，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上，提出隨著社會主義的進展，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的觀點等。這些都是不合乎蘇聯的實際和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問題不僅在於上述觀點的片麵和錯誤，更在於斯大林把蘇聯在特殊的條件下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絕對化、模式化，通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斯大林認為這是外國同誌“必讀的教科書”）使其成為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照辦的僵化的教條。
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政界、理論界一方麵提出過某些違背馬列主義的右的理論觀點，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長期以來基本上停留在斯大林時期規定的概念上。一些思想路線比較端正、敢於正視現實的領導人和社會科學家，也曾發表過不少正確的理論觀點，但總是被視為異端、“不同政見者”而遭到壓製和打擊。這使許多僵硬的、“左”的理論觀點長期統治著蘇聯的理論陣地。這正是蘇共瓦解、蘇聯解體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發展動力問題，在蘇聯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是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單一性，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性是社會發展動力的觀點。一直到70年代，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的觀點才逐漸占上風。但蘇聯的官方理論仍然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對抗性的矛盾。“社會的單一性”、“一致性”是發展動力的理論，使那些同官方不一致的觀點被看成異物而處於受批判和壓製的地位，掩蓋著現實社會中存在著的大量尖銳的矛盾。這個理論同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的理論一起成為蘇聯大清洗、大鎮壓的理論根據。蘇共的瓦解和蘇聯的解體，正是幾十年來沉積下來的、潛伏著的社會矛盾惡性發展和總爆發的結果。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則是這種矛盾爆發的催化劑。
教條主義不是麵對事實，麵對矛盾，揭露矛盾，用妥善的辦法緩解和解決矛盾，而是不顧事實，回避矛盾，捂住矛盾，有時竟達到自欺欺人的地步。對民族矛盾的態度，典型地反映了這一特點。
盡管斯大林時期遺留下來一係列的尖銳複雜的民族問題，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還是異口同聲地宣稱，蘇聯的民族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並且是“徹底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理論界有人甚至說，蘇聯的民族糾紛，一切形式的民族不平等和壓迫都已成為過去，“舊的民族界限已經消失”。但在一片“好了歌”聲中，從60年代起，蘇聯國內民族主義運動發展起來了，不僅發生了各種形式的抗議、示威、乃至恐怖活動，而且接連出現了各種民族組織，如吉爾吉斯民族解放委員會、烏克蘭民族陣線、愛沙尼亞民族陣線、立陶宛全國人民陣線、亞美尼亞民族統一黨、爭取拉脫維亞獨立組織等。到80年代，這種組織已遍布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