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這個問題自從世界進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再引起激烈的爭論。近年來，在關於我國現階段的社會性質的討論中，它再次被提了出來。有的同誌認為隻有資本主義的終點才是社會主義的起點；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曆史階段，就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
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這些同誌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論述，武斷地說，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隻有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有的同誌還下了絕對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不曾想到，在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無產階級革命能夠取得勝利，更不曾想到革命勝利後，在現代生產力尚未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就能消滅剝削製度。
馬克思、恩格斯是否認為隻有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曾否想到在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無產階級革命能夠取得勝利？如何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的理論？這些問題看來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都有十分迫切的意義。
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程度同社會主義革命條件的成熟程度不是成正比的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建立在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的。同曆史唯心主義根本區別，馬克思、恩格斯把社會製度中的任何變化，所有製關係中的每一次變革，看成“都是同舊的所有製關係不再相適應的新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資本主義製度之所以必然要被社會主義製度所代替，其最終原因在於社會化的生產力同生產資料、產品的資本家私人占有根本不相容，隻有用社會主義的公有製代替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才能解決這一矛盾。因此，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社會化的生產力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的“物質前提”、“第一個條件”，是“新社會的真實基礎”。與此相聯係，有在社會中占著重要地位的工人階級，則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階級條件。離開這兩個前提講社會主義，那就離開了曆史唯物主義，就成了空想。馬克思、恩格斯一生堅持批判思想上的唯意誌論和政治上的冒險主義。馬克思在批判巴枯寧時指出：“徹底的社會革命是同經濟發展的一定曆史條件聯係著的；這些條件是社會革命的前提。因此，隻有在工業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在人民群眾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會革命才有可能。”
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和階級條件，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在於怎樣理解這個“一定的”條件。有的同誌認為，這個“一定的”條件就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無產階級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無疑，一個國家，社會生產力越發達，無產階級人數越多，它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就越充分。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卻沒有說隻有這個客觀條件完全成熟的國家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說過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人們常常引用這段話來論證隻有經過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國家，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馬克思緊接著說的一段話：“所以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由此看來，即使在強調革命的客觀物質條件的時候，馬克思也沒有認為隻有革命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的國家才能實行革命，沒有把物質條件“在形成過程中”的國家劃定在可以實行革命的範圍之外。
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所認為的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幅度的。這正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思想在社會主義客觀前提問題上的具體運用和生動體現。事實上，就是像在《資本論》這樣一部以資本主義典型國家英國為研究對象的著作裏，馬克思在談到社會主義革命前提的時候，也是提得很原則的。馬克思說勞動過程的每個一定的曆史形式，都會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這個一定的曆史形式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並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這裏，馬克思沒有用諸如“高度的成熟階段”之類的過於絕對化的詞，而是用“一定的成熟階段”這樣一個很有分寸、比較靈活的詞。問題當然還不僅在於馬克思用詞謹慎，根本的問題在於，這裏所表達的正是馬克思的一貫思想。早在《德意誌意識形態》裏，馬克思就指出，生產力和交往形式（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不免要爆發為革命”，但“對於某一國家內衝突的發生來說，完全沒有必要等這種矛盾在這個國家本身中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由此看來，如果把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前提的論斷絕對化、凝固化，片麵強調隻有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的國家，或者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忽視甚至否認物質條件“在形成過程中”的國家，或者說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也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那便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為準確地、完整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還有必要把我們的視線從理論轉向實踐，看看馬克思、恩格斯他們自己是如何具體地描述某一國家、某一曆史時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的。
我們先來看被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已經具備了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國家，當時是否已經達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達。1870年，英國產生鐵597萬噸，產鋼22萬噸。1890年，德國的生鐵和鋼分別達到466萬噸和216萬噸。這樣的生產力水平在當時應該說是很了不起的，不過，發達與不發達是相對的。某一國家某一曆史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在當時可能算是發達的，而同今天某些被稱為不發達的國家相比，卻要差一截。現在未必有人認為上述英、德的生產力水平就可稱為資本主義已經高度發達，已經走完它的整個發展階段。可是，馬克思、恩格斯當時卻十分肯定地認為，這樣的國家已經具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前提。1870年，馬克思在一封信中很明確地稱英國是無產階級革命所需要的物質條件“業已成熟”的國家。1890年，恩格斯在回答德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時，根據當時德國工人運動的實際經驗，毫不含糊地說，“即便明天就實行這種變革（指逐步地實行），我根本不認為有任何困難”。過了兩年，他又指出，在德國，“工人運動的勝利甚至指日可待了”。
那麼，當時的英、法、德的工人階級是否巳構成居民的多數了呢？即使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歐洲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人數構成居民中的多數的，也隻有英國一家。在法國和德國，居民中的多數仍然是農民。法國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工業人口才超過農業人口。可是馬克思在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宣言中就已指出，“工人們已經具備了作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數”。很明顯，馬克思、恩格斯是把工人階級人數作為革命成功的因素之一，但他們並沒有認為，工人階級人數沒有成為居民中的大多數就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中，一個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條件成熟程度並不隻決定於它的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工人階級人數的多寡。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前，英國一直是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工人階級在人口中比例最大的國家。的確，馬克思、恩格斯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認定它是無產階級革命條件最成熟的國家。但是，應該看到，他們根據的不僅是英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工人階級的人數。1854年，馬克思在給英國工人議會的信中指出，英國工人階級最先準備好並且最先負有使命來領導使勞動得到徹底解放的偉大運動。信中說英國革命的條件是：已經有了建立新社會的物質前提——現代工業的無窮無盡的生產力；農民和手工業者階級已經消滅，工人階級有了數量上的巨大優勢；資本的專橫和勞動被奴役達到了頂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出現了巨大的規模；工人階級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地位，有了過去艱苦鬥爭的經驗和現在的精神力量。這裏除了經濟發展水平、工人階級人數之外，還有階級壓迫程度，工人群眾的覺悟，鬥爭經驗和革命精神，等等。
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有過這樣的論斷：在文明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工業較發達，財富積累較多，以及生產力較高而定”，並據此斷定，“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而在此後的三四十年中，雖然英國一直是西歐工業最發達、財富積累最多、生產力水平最高的國家，但馬克思、恩格斯卻沒有固守無產階級革命在英國最易在德國最難的看法。他們指出，革命的物質條件在英國業已成熟，“英國人擁有進行社會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質前提”，但英國工人缺乏革命熱情，工人階級“雖有自己的組織”卻“沒有力量”。後來，恩格斯又指出，在英國，除了提出一些微小目的運動之外根本沒有什麼工人運動”。注重實際的馬克思、恩格斯看到，由於英國工業的繁榮，資產階級能夠拿出一部分超額利潤來收買工人，敗壞工人的意誌，使工人喪失革命精神，日益“資產階級化”，從而使英國工人階級漸漸地喪失了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領先地位。七十年代以後，馬克思、恩格斯看到德國無產階級在自己的政黨的領導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卓有成效的工人運動，指出德國“一躍而成為歐洲工人運動的先驅”。
曆史就是這樣捉弄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創造了物質條件，但在某種情況下，這一發展又可能成為產生機會主義、阻礙工人運動前進的經濟根源。這種曆史的、現實的情況，隻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一原理（盡管它是唯物史觀的主要原理）、而不全麵地、完整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是無法解釋得通的。說明這種複雜現象，無疑比解一個簡單的一次方程式要困難得多。
由此看來，如果以為社會主義革命條件的成熟程度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以為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條件成熟程度完全取決於資本主義曆史的長短、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工人階級人數的多少，是多麼地不符合曆史發展的實際情況，又是多麼地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為什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程度同社會主義革命條件的成熟程度不是成正比（當然也不是成反比）的呢？因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革命從來就不是一種純粹的經濟過程。革命是進步的政治勢力同落後的反動的政治勢力的鬥爭。革命的發生和勝利是各種曆史條件促成的，是經濟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國內的、國際的等等各種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一定的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社會化的生產力，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決定因素，但非惟一的決定因素，馬克思主義要求對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給以應有的重視。恩格斯晚年在其給布洛赫的一封著名的信中這樣告誡我們：“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恩格斯接著寫道：“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曆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裏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前提的理論，比今天的一些同誌所講的要豐富得多，全麵得多，深刻得多。這個理論告訴我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具備革命條件，既要看客觀條件——有沒有一定程度發展的現代經濟，有沒有在社會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工人階級；也要看主觀條件——無產階級的覺悟程度、組織程度及其政黨的成熟程度。如果隻看客觀條件，不看主觀條件，或者對客觀條件作片麵的、絕對化的理解，都不可能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
二、落後國家可以縮短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減輕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災難
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中，並沒有把自己眼光局限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特別是在晚年，已經興奮地看到社會主義運動向不發達的國家的推進，並預料到東方促進西方，不發達國家的革命反過來推動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多次談到俄國革命。1881年3月，馬克思、恩格斯在給斯拉夫人大會的信中已經預見到，不斷發展的俄國革命一定會繼承巴黎公社的事業，因此他們歡迎即將到來的“俄國公社”。後來，恩格斯又指出，“俄國是本世紀的法國。新的社會改造的革命首倡權理所當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屬於俄國”。俄國革命將會給“西方的工人運動以新的推動，為它創造新的更好的鬥爭條件，從而加速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勝利”。他預言隻要俄國一發生革命，整個歐洲的麵貌就要改變”。
他們談到意大利。恩格斯晚年雖然十分清醒地看到，由於意大利“大工業很不發達”，“真正的無產階級人數很少”，“全國的農村人口遠遠地超過了城市人口”，“社會黨還太年輕”、“太軟弱”等主客觀條件不成熟，因而，“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但是，恩格斯仍熱切地期望，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意大利是否會給我們一個新的但丁來宣告這個無產階級新紀元的誕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