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曆史經驗常常是要為當前的實踐服務的，需要嚴肅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這裏的“實事求是”，嚴格地說，要求盡量吃透曆史和現實這兩頭，否則不能起積極作用，還會幫倒忙。應該承認，不是所有的曆史經驗今天都用得上，牽強附會的曆史類比於事無補；也不是所有的現實需要都可以找到曆史經驗，草率地提出一些經不起推敲的“曆史經驗”更是要不得。今日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嚴峻形勢，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曆史任務對中國理論界提出來的期望、賦予中國理論界的任務是如此的重大，作為一名理論工作者，我們確實要努力避免毛澤東曾尖銳批評的、我們這些比較脫離實際的知識分子容易感染的毛病——那種言之無物、裝腔作勢、誇誇其談、嘩眾取寵的不良習慣。
我們現在的處境，同共運史上、我黨曆史上的“革命低潮時期”是不一樣的。如第一，我們現在講的“低潮”是指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而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形勢是好的，不是處在“低潮”；第二，和奪取政權以前的黨不同，我們是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黨、執政的黨，經濟建設是我們的中心任務；第三，我們麵臨的不僅有一黨內部、一國內部的不同思潮和政治派別的矛盾和鬥爭，還有國際關係、同外國黨的黨際關係等複雜的矛盾和鬥爭。在講思想理論領域的工作和鬥爭時，不考慮這些不同點，簡單套用曆史經驗，就難免要出偏差，犯錯誤。
思想理論領域的工作和鬥爭，是黨在“低潮”時期的一條重要戰線。這條戰線情況如何，關係到整個事業的興衰成敗。共運史上、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曆史上，對於如何走出低潮、擺脫危機、再創革命事業的新局麵有不少經驗教訓，就思想理論領域的鬥爭來說，也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借鑒，比如：
一、要注意防止兩種錯誤傾向，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
低潮時期是革命隊伍中思想混亂和活躍的時期。因為高潮過去了，人們“不免要回轉去複習基本問題，不免要經過一番新的準備工作，好‘消化’那些極其豐富的教訓”。人們對於經驗教訓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這並沒有什麼壞處。這個時期常常是理論大發展的時期，而沒有爭論、鬥爭，就不可能發展。但黨不是爭論不休的俱樂部。它要戰鬥，要行動，就必須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綱領。因此必須批評錯誤傾向，開展理論戰線的鬥爭。
從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非常法令》時期、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的曆史情況看，革命低潮時期黨內和工人運動中很容易產生“左”和右兩種錯誤傾向。右的表現為悲觀主義、取消主義、投降主義，如德國黨內的蘇黎世三人團、俄國的孟什維克取消派、中國的托陳取消派；“左”的表現為盲動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如德同黨內的頗有些風派特征的莫斯特和哈賽爾曼、俄國的召回派和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接連出現的“左”傾盲動主義、冒險主義。在對革命形勢、革命前途、革命策略等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與“左”、右傾錯誤都存在著重大分歧，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這些革命領袖同“左”、右傾錯誤主張進行艱苦的鬥爭並戰勝它們，就不可能出現革命運動的新局麵。
我們今天仍有必要防止兩種（而不隻是一種）錯誤傾向，是由於：
第一，在反對一種主要錯誤傾向的時候，要注意防止可能被掩蓋的另一種傾向，這是長期以來社會政治生活和黨內生活給我們反複證明了的一條重要經驗。特別當反對一種主要錯誤傾向的鬥爭正在勢頭上的時候，人們為了避嫌、表示“劃清界線”，往往不能大膽提出這個問題，這時候，領導者就更有必要不含糊地提醒防止另一種錯誤傾向。這樣做可以少走彎路，也更有利於反對主要錯誤傾向的鬥爭。
第二，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實際存在的不是兩種、而是三種思潮：堅持把馬列主義普遍原則同本國的實際結合起來，堅持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和社會主義根本製度，又堅持改革開放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勢力；民主社會主義思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固守僵化的體製，不思改革，甚至反對改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勢力，這種思潮同前一種思潮一樣’在一些國家把社會主義陣地斷送了。我們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不能不同時反對這後兩種思潮。
第三，我們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本身就是在同“左”、右兩種錯誤傾向的鬥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實踐證明，這條基本路線是黨的生命線。我們要正確理解、執行這條路線，不走偏方向，就得防止、糾正和批評違背基本路線的“左”、右兩種錯誤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