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堅持科學發展觀，即堅持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是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提出的。他總結了我國20多年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經驗，也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國家在曆史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包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教訓。
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驗表明，堅持什麼樣的發展觀，對這個國家的發展影響重大。不同的發展觀常常會導致不同的發展結果。這裏說的“結果”，包括堅持什麼發展模式和社會製度。或者說，堅持什麼樣的發展觀念，直接影響到堅持什麼樣的社會製度。
中國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蘇聯的影響，有些方麵還是照搬的。
蘇聯在20世紀20—30年代形成自己的發展觀和發展模式。蘇聯發展觀的最大的、也是影響全局的特點是“優先發展重工業”。
蘇聯革命前經濟文化落後於西方大國。列寧、斯大林都認為，落後就要挨打。更何況它是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處於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麵臨帝國主義的侵略危險和戰爭威脅。要強國就要有強大的工業基礎。於是在工業化中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實行以追求發展速度、粗放經營為特征的、趕超型、戰備型的經濟發展戰略。
這種發展觀念和發展戰略，表現為五重五輕，即在經濟發展上，重工輕農；在工業部門’重重工業，輕輕工業；在發展方式上，重速度，輕效益（髙投人，高浪費）；在生產與消費的關係上，重生產，輕消費；在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上，重軍用生產，輕民用生產。
這種發展觀念和發展戰略的產生有其客觀原因，並發揮過積極作用，但它也導致社會經濟片麵地、畸形地發展，造成一係列的比例失調。
一是工農業的比例失調：拿1953年同1913年相比，蘇聯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8.36倍，農業總產值僅增長46%。1953年糧食總產量還低於1913年。到蘇聯解體以前，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與農業之比為4：1.蘇聯隻要求農業為工業、農村為城市服務，卻不用先進的科技、工業裝備農業。農業中從事手工業勞動的人竟占3/40.
二是在工業內部，重工業與輕工業比例失調：蘇聯長期堅持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方針，並以壓縮和犧牲消費品生產的發展為代價保證這個方針的實現。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絕大多數年份，甲類工業（生產資料生產）增長速度一直保持高於乙類工業（消費品生產）的突出的優勢地位；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甲類工業一般約占3/4，而乙類工業僅占1/4.乙類工業的嚴重落後是由於投資不足造成的。據統計，1918—1985年，乙類工業的投資僅占工業投資總額的11.9%，而甲類工業投資則占88.1%。
三是軍用工業與民用工業的比例失調，這是造成蘇聯經濟結構畸形的重要原因。蘇聯70%的工業生產與軍火生產有關。莫斯科有一半的企業，列寧格勒約3/4的企業是軍工企業。蘇聯的軍工生產大大超過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限度，超過蘇聯國力所允許的限度。蘇聯的軍事實力與美國相當，但經濟實力卻不到美國的一半。為了多生產導彈、大炮，隻有以削減麵包、黃油的生產為代價。它可以有世界第一流的與軍工關係密切的航天工業，卻生產不出人民所歡喜的日用品來。到蘇聯解體以前，蘇聯的民用工業不僅遠遠落後於西方，一些消費品還大大落後於改革開放中的中國。
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主要是軍火工業），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來實現的。它浪費嚴重，效益低下。1980年根據蘇聯自己計算，它生產一個盧布國民收入所需的投資要比美國多50%。20世紀80年代，一些發達國家的科技在經濟增長中所占的比重已達到80%，而蘇聯僅為40%。
這種結構畸形的經濟，消耗性經濟，靠指令性計劃，用行政手段來推動因而缺乏內在動力的經濟，必然發展缺乏後勁，難以持續。蘇聯劇變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蘇聯經濟發展戰略功能已經衰竭的結果。
蘇聯經濟發展戰略上述的“五重五輕”，其結果就是離開了社會主義建設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一最終目的，即背離了以人為本這一社會主義的宗旨。
從社會政治層麵上說，這種發展戰略的突出特點有兩個。
第一，在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上，重政治、輕經濟：片麵誇大政治上層建築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把鞏固政權當成建設社會主義的最主要目標，國家經濟工作被置於為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服務的地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