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建設進而被變成官僚特權階層維護自己權力地位的鬥爭，以人為本蛻變成以官為本。這種“重政治”的後果便是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大清洗，大鎮壓，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冤案。成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致命的硬傷。
第二，在國家和個人關係上，重國家、輕個人。人被當成完成國家某個目標的工具，被置於絕對服從國家目標的地位，個人的合理利益長期被忽視，長期實行的高投入、高積累、低消費的方針使人民群眾生活的改善受到很大的限製。人民的政治民主權利極不充分，或者有名無實。以個人崇拜為思想基礎，以書報檢查為重要手段的文化統製主義使得人的解放和全麵發展大打折扣。在蘇聯這種重國家，輕個人的發展戰略之下，社會一個聲音，鐵板一塊，死水一潭。
綜上所述，蘇聯的這種發展觀和發展戰略離開了以人為本這一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不能很好地體現社會主義製度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本質，不能從個人利益上形成廣大人民群眾擁護這種製度的體製和機製，削弱了這種製度對人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蘇聯發展觀和發展戰略的偏頗和錯誤是導致蘇聯劇變，製度瓦解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我們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戰略受到蘇聯很大的影響，雖然在農、輕、重關係、軍用民用工業的關係方麵，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做得好些，但也存在過比例不適當的問題，尤其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之下，在傳統計劃經濟體製之下，工農產品不能平等交換，城鄉之間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城鄉勞動者權利和發展機會不平等，形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政治和經濟關係方麵，在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係方麵，中國從理論到實際執行的方針、政策都同蘇聯極其相似。所有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礙著中國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妨礙著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在各個領域發生和正在發生模式轉變。這個轉變包含著發展觀和發展戰略的調整和轉變。第一，帶有根本性的全局性的轉變是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這一發展戰略的轉變包含著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目標，發展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作出不同於傳統發展觀的回答。新的發展觀正確地認為社會主義的基礎和根本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通過發展經濟滿足人民大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第二，逐步協調工農和城鄉關係，通過提高農業產品的價格，打破農村隻搞農業、農民隻能務農的傳統，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等措施，使城鄉關係在某些方麵有了改善。第三，調整國家、集體與個人三者的關係，重現人的全麵發展，承認差別，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通過對“左”的踐踏民主、侵犯人權的“整人政治”的批判和各項政策的落實，逐步造成有利於人的全麵發展的社會環境。所謂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首先就是把人從束縛其積極性和創造性發揮的體製下解放出來。
沒有發展觀的轉變和發展戰略的調整，就不可能有中國改革二十幾年來的偉大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發展觀的轉變鞏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製度。
但是，客觀地看，我們並沒有完全擺脫高投入、高消耗的外延粗放增長的發展方式。經過“十年內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百姓生活在“貧窮的社會主義”之中，因此，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麵臨的任務首先是解決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不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給，滿足人們最基本的物質生活需求上，很難顧及其他。我們突出增長速度，強調“效率優先”，主張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也無法打破原來的模式和體製。但因此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比如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到GDP的增長速度上，GDP成為中國經濟的“第一指標”，也是世人所公認的中國在“崛起”的首要標誌；但把它當成“惟一指標”，忽視了相應的其他指標，就會帶來一係列的問題，不利於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因為GDP的增長不反映資源的損耗和環境的損失。中國萬元GDP的耗水量比國際水平高5倍，萬元GDP總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我國的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率隻及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1/3—1/2；世界10大環境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中有8個是中國的，中國城市河段70%受到汙染。廢棄荒蕪的開發區，閑置的生產線，利用率低下的飛機場，富麗堂皇的辦公樓和度假村，隨處可見。中國GDP的增長是以社會財富的很大浪費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