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蘇共瓦解、蘇聯迅速解體的直接原因是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但蘇聯解體的原因是一個互相交錯的複雜體係。從思想理論工作方麵來說，教條主義、“左”的僵化的理論的影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從戈爾巴喬夫上台到蘇聯解體，蘇聯思想理論鬥爭的軌跡是：戈氏的新思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逐步排擠和取代了蘇共傳統的思想理論而占據主導地位，這個過程在1988年6—7月間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基本完成；1989年5~6月間，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戈氏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是戈氏政治上的頂峰，此後便開始了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民主派”的思潮逐步取代戈氏的中派主義而占據主導地位的過程。雖然這個過程中有過傳統派和中派妥協、反擊“民主派”並一度占上風的事情，但總趨勢是中派不斷接受“民主派”的主張，向他們靠攏。“8·19”事變中，戈氏完全投靠“民主派”。事變宣告了中派主義、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破產，更標誌著蘇共傳統派思想遭到更加嚴重的挫折和失敗。“8.·19”之後，許多人不解，為什麼像蘇共這樣有著90年左右曆史、1800多萬黨員的老黨、大黨，在政治鬥爭中竟一下子潰不成軍？為什麼它的思想理論陣地竟如此迅速地為各種非馬列主義流派所占領？
在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政界、理論界一方麵出現過違背馬列主義的理論觀點；另一方麵，長期以來，他們對馬列主義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不是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檢驗、修正和發展馬列主義，而是把科學、生氣勃勃的馬列主義變成封閉的、僵死的、脫離實際的、同人民群眾格格不入的教條。這是導致最終喪失社會主義陣地、馬列主義陣地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
蘇共的瓦解、蘇聯的解體，總的來說是幾十年來不斷積累下來、潛伏著的社會矛盾惡化發展和總爆發的結果。而社會矛盾的惡化發展和總爆發的理論根源則是由於蘇聯長期以來沒有建立起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正確理論。30年代中後期，斯大林在宣布蘇聯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時就過分地強調了社會單一性，提出社會主義製度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完全適合”，片麵地把社會的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性當成社會發展的動力。50年代初，斯大林承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存在矛盾，但又認為這“通常不會弄到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生衝突”的地步，也沒有認識到這種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
斯大林這個基本觀點在長時間裏在蘇聯占統治地位。至60年代，蘇聯許多著名哲學家如康斯坦丁諾夫、M·米丁、M·羅森塔爾等，還撰文論述蘇聯社會的統一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而把蘇聯社會發展的辯證法說成是“和諧辯證法”；有的學者雖然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但不承認矛盾是發展的動因；從70年代起，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的觀點才逐漸占上風。但蘇聯官方理論隻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並且認為非對抗性矛盾隻是資本主義殘餘或國外階級敵人的破壞和影響造成的。
直至80年代初，波蘭危機發生之後，這種傳統的理論才開始受到挑戰。1983年，蘇共中央六月全會提醒全黨注意，矛盾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動力。安德羅波夫鼓勵蘇聯社會科學家對社會主義社會非對抗性矛盾的研究予以更多的關注，並警告說，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對這些矛盾的忽視可能會導致爆炸性的衝突發生。盡管如此，在80年代上半期發生的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爭論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對抗性矛盾的著名學者布堅科等人還是遭到壓製，《哲學問題》雜誌也因發表了他們的觀點而受到批評。
蘇聯傳統的意識形態不允許人們對社會主義矛盾問題的研究深人一步。這種理論的來源仍是斯大林的上述觀點’即社會主義社會單一性的觀點、一致是動力的觀點等。在社會矛盾問題上理論的僵化，掩蓋著蘇聯社會中客觀存在的大量尖銳的矛盾，如黨和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幹部中的特權、腐敗現象同各階層人民群眾之間的尖銳矛盾，始終存在著的民族矛盾等。根據這種理論，不僅黨內和社會上存在著種種矛盾和問題得不到妥善的解決，而且，由於把黨內和各族人民群眾的合理願望、要求、主張，凡與官方的主張和觀點不一致的東西統統當成異己的東西加以壓製、打擊而積累下更深刻的矛盾。斯大林的全盤集體化運動和30年代“肅反”中遺留下來的成堆成堆的冤案錯案雖然在50年代以後一部分已經得到平反，並且也已事過半個世紀，但始終成為威脅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的硬傷。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的理論、“擴大化”與“社會單一性”、“一致是動力”的理論似乎是矛盾的，其實不然。因為，既然社會主義社會是單一的、一致的，那麼，凡是不一致的、不和諧的東西，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異物了；對它們的壓製、打擊就順理成章了。所以，這種理論在實踐上最容易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而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
僵化的理論維護著僵化的體製。例如，作為“社會單一性”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隻有一個黨，即共產黨存在的基礎”的論點，始終是蘇聯式的一黨製的理論根據。以一黨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征的蘇聯政治體製早已無法容納廣泛社會主義民主的客觀要求，更何況在科技革命的條件下。蘇聯黨不傾聽實踐的呼聲，不願認真思考一下60、70年代出現在蘇聯全國各地數量達幾百個之多的各種公開的、半公開的、不公開的組織意味著什麼？在蘇聯式的一黨製和西方式的多黨製之間是否還有第三種選擇？他們隻知道一味背誦共產黨是代表廣大勞動人民根本利益、能夠預測社會發展規律等斷語，卻不願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權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機製，怎麼能保證這個黨永遠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這個黨脫離群眾、脫離實踐，怎麼還可能預見社會發展規律？盡管斯大林之後蘇聯的政治體製多少有些改善，民主也多少有些擴大，但由於黨內官僚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同這個僵化的、權力過度集中的體製利益緊密相關，民主的推進、體製的改革一直受到阻撓，沒有重大突破。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政治體製，如果主要要靠國家機器的力量來維持，那麼，表麵上的社會穩定實際上潛伏著很大的社會危機，一旦被“擰緊”的螺絲釘發生斷裂，潛滋暗長著的民主的思潮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政治思潮便會像洪水一般噴射出來，不可遏製。1970年羅·麥德維傑夫發出警告：如果黨內民主力量太弱，來自外部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團體的壓力以及來自反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離心力增強，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類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樣不可收拾的無政府主義和反社會主義事件可熊會在我國發展，這種事件可能導致現行製度的崩潰，甚至導致蘇聯的分裂”。曆史不幸被言中。
二
蘇聯的解體，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長期未搞好，以致發生危機。經濟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則在始終未能正確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把社會主義經濟看成就是計劃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在蘇聯，市場的作用有過三落三起。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初，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把商品貨幣關係、市場同社會主義經濟對立起來，把它們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排斥。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俄共（布）九大（1919年3月）通過的黨綱。其中規定，“繼續有計劃地組織全國範圍內的產品分配以代替貿易”，“準備取消貨幣”。但實際生活中說明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犯了錯誤”，“前進得太遠了”。戰時共產主義的教訓和新經濟政策的實踐，使列寧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其中包括認識到在向社會主義過渡和社會主義製度下商品貨幣關係存在的必要性。列寧提出要把商業當作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基礎的關鍵環節來抓，號召共產黨人學會經商，做文明商人。當時一些思想很正統的人發牢騷說，我們坐牢的時候並沒有人教我們做生意呀！而另一些人則已認為蘇維埃經濟是商品貨幣經濟。
實行工業化時期，聯共（布）發動了“向資本主義全線進攻”。在1929年開始的“大轉變”中，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起過重大積極作用的市場經濟再次被當成同社會主義不相容的東西。此時發生了斯大林等人同布哈林等人關於市場問題的爭論。斯大林在批判布哈林的觀點時，說布哈林提議的使市場“常態化”、按地區調整糧食收購價格是想取消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向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讓步。斯大林把“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解釋為：糧價、工業品價格“是由我們規定的”，說“這種獨特的市場秩序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沒有的”。在理論界裏，此時不少學者認為蘇聯已進入商品貨幣關係不斷消亡的階段，市場、價值規律不再起作用了。1952年，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標誌著蘇聯對商品貨幣關係、價值規律的作用的認識有了階段性的進展。書中肯定了商品生產的必要性’並且提出“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商品生產比資本主義生產更老”，商品生產也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但斯大林在書中也給後人留下了長期起作用的教條，即認為商品貨幣關係的存在主要是由於還存在兩種不同形式的公有製；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價值規律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是對立的；價值規律對生產沒有調節作用’隻起影響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