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麵地、係統地總結蘇聯劇變的原因和教訓的意義是十分重要的。
巴黎公社才存在72天，至今已過去120多年，其經驗教訓仍有理論和實際意義，人們還在不斷地研究它，總結它。一個具有90年左右的曆史，有1800多萬黨員的大黨一下子喪失了政權，一個具有70多年曆史的社會主義頭號大國一下子解體，其教訓有極高的理論和實際價值，更需要係統地、深人地加以研究和總結。
下邊擬從社會主義建設中如何處理幾對經常碰到的矛盾談談對蘇聯劇變的原因和教訓的粗略看法。
一、政治任務與經濟任務：什麼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重心、根本任務
能否在一個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搞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成為中心問題引起爭論。第二國際的頭麵人物伯恩施坦、考茨基和孟什維克都說“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列寧回駁他們時首先肯定說，這是“無可爭辯的論點”。列寧反對的是認為缺乏這個經濟文化前提就不該奪取政權的觀點。他認為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人民”。這裏，列寧強調在搞社會主義中運用政權和製度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在他看來，不用專政的手段就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隻是空想主義；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顯然，他講運用政權和製度的力量是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服務的。在實踐上，他一有機會，哪怕是在戰爭期間的喘息時機也要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問題。他認為勞動生產率是新的社會製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對於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理解上的差異，實際上引出實現社會主義的兩種基本思路：以經濟建設為根本任務和中心工作；過分地強調階級鬥爭、專政手段，甚至“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後者無疑是對列寧思想的曲解。單從維護政權這個意義上，列寧就明白地說過：“單靠專政、暴力、強製是堅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術先進的、進步的資本主義的全部經驗，使用一切有這種經驗的人，才能堅持得住。”
斯大林倒不是像一種流行的觀點所說的那樣，隻注意抓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建立，不注意抓發展生產力。他是兩個方麵都抓得太急了。他提出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建立起其經濟基礎，而重工業是基礎的基礎。這是唯物主義的。他還反對在貧苦生活的基礎上用拉平的辦法搞社會主義。但他不重視民主政治的建設，也過分地熱衷於依靠階級鬥爭、動用專政手段。當他提出“通過殘酷的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經過“最大限度”地加強國家政權的道路來使國家消亡時，他又背離了曆史唯物論。他強行推行全盤農業集體化，搞大清洗等，不僅造成大量尖銳、深刻的社會矛盾，而且也由於挫傷、壓製了勞動者的積極性而阻礙以至破壞了經濟建設的發展。
斯大林在向城鄉資本主義發動了全線進攻，主要依靠政權的力量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製、消滅了剝削階級以後不久，匆匆忙忙宣布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和向共產主義過渡。這種超越階段、急於過渡是以降低生產力標準為前提的。後來赫魯曉夫提出20年內“建成共產主義”，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都是繼續了斯大林的錯誤。在缺乏牢靠的物質和文化基礎的條件下宣布建立起的新社會製度，不能不過分地依靠政治、特別是國家機器來維持，因而歸根結底是經不起風浪的吹打的。
還必須看到，真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以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為目的。蘇聯幾十年來用了很大一部分力量去搞軍科、軍工，這在斯大林時期還是可以理解的。在那種國際環境中，不加強軍備、國防，難以保衛住社會主義陣地。但後來的事情就不能完全這樣來評價了。60年代以後，蘇聯大搞軍備競賽，同美國爭霸全球。它搞的是準軍事化的經濟，不是服務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服務於他們自稱的“世界革命”、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其實是服務於政治目的、軍事擴張。人民生活長期被置於服從“國家長遠利益”的地位。其結果是國家的軍事實力上去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卻不能與時代同步提高。而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由於其方針政策的錯誤，不僅沒有扭轉經濟的停滯落後局麵，而且使生產繼續下降，人民生活惡化。
經濟沒有搞好，是蘇共失敗、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實踐告訴人們，社會主義的鞏固和發展，說到底要靠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離開這個基礎，是非失敗不可的。
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閉關鎖國還是堅持對外開放，吸取和借鑒西方文明成果
在俄國這樣的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否實行對外開放具有決定性意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就指出，大工業的發展、世界市場的開拓，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都成為世界性的。馬克思講的落後的俄國農村公社可能跨越“資本主義製度的卡夫丁峽穀”，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列寧提出的不發達國家可以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之後走向社會主義，都是放在當時的時代和國際環境中來考察的。列寧甚至把問題提到如此高度：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他把問題抽象為一個公式：蘇維埃政權加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等於社會主義。蘇聯人對這個公式並不陌生，但實行得並不好，使蘇聯始終處於封閉和半封閉狀態。蘇聯的劇變正是從這種狀態中被驚醒一下子走向另一個極端所致。蘇聯在此問題上的教訓使我們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理論性認識：第一，在當代社會生產力國際化的總趨勢之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閉關自守絕不可能發達起來。斯大林在20—30年代雖不否認蘇聯同資本主義國家是“互相依賴”，應“互通有無”，但他過於強調加人世界經濟體係就會使蘇聯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的附屬品”。在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之後，他又進一步提出“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的論斷，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可以不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商品了。這就把蘇聯限製在狹小的範圍內，妨礙了它的經濟文化發展。
第二，必須全麵估量當代資本主義的新情況、新發展，充分認識兩種製度並存共處的長期性。蘇聯長期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新的適應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缺乏客觀的分析和全麵的估量。共產國際六大（1928年）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提法一直被沿用到80年代初。由此而來的是對兩種製度長期和平共處缺乏足夠的耐心，對對外開放缺乏緊迫感，並憑借膨脹起來的軍事實力，“實行進攻性的階級鬥爭戰略”，到處擴張同美國爭霸天下。這一方麵影響了同西方的經濟文化交往’阻礙和破壞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這是其國民經濟搞不好的重要原因。
第三，既要肯定社會主義根本製度的優越性，又要清醒地看到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文化起點的落後性。在蘇聯，對這個“優越性”和“落後性”及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認識出現或“左”或右的偏差。人們長期片麵地理解這個“優越性”，不理解經濟上、文化上的落後性難免要影響和貶低社會主義製度的先進性，如它使官僚主義、家長製、個人崇拜等東西複活、滋長，阻礙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行；在落後的經濟文化基礎上保留著的封建主義殘餘和小生產者意識則妨礙公有製的鞏固和發展以及按勞分配等經濟製度的實行。脫離現實情況，喜歡從原則上、理論上去理解和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很容易陷人盲目性。當蘇聯某些官僚從蘇聯什麼都是世界第一的自我陶醉中清醒過來時，其科技總體水平已比西方發達國家落後了十幾二十年。戈爾巴喬夫執政後，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全盤否定70年曆史所取得的成就和社會主義製度實際存在的優越性，使蘇聯從夜郎自大走到崇洋媚外，乞求西方的金錢和藥方。連民族自尊心都不要了，更談不上對於一個大國來說在發展經濟中更為需要的自力更生精神了。
第四，既要認識兩種製度之間的對立和鬥爭，又要看到它們之間互相吸收、借鑒和一定條件下合作的可能性。過分地強調前者而忽視甚至否認後者是社會主義國家曾犯過的通病。兩種製度的長期對抗、國際環境的險惡、大國的豐富資源、廣闊的國內市場、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使蘇聯的病情更為嚴重。對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可能性缺乏應有認識，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西方文明成果的性質不作具體分析，把其看成都是姓“資”的，都是屬於社會基本製度的範疇。對市場經濟的大規模批判等，都是典型例子。這樣，社會政治、經濟某些環節機製的運轉難免偏離人類文明的發展大道。盡管斯大林時期、勃列日涅夫時期在同西方的經濟交往方麵也有過可觀的成績，但蘇聯封閉型的體製並沒有根本打破過。戈爾巴喬夫則過分強調世界的整體性、全人類利益的共同性，抹殺了兩種製度之間的根本區別及其對立和鬥爭，於是，全盤西化，“回到歐洲去”的思潮在俄羅斯大地泛濫，蘇聯的政治、經濟全麵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