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從不同的層麵說明黨權（有時直接以政權的麵目出現）之強化和民權之削弱。由選民選舉（常常是形式上的選舉）的蘇維埃實際不是什麼權力機關；結社自由實際上不存在；容易加入的社團同“官方”用一個聲音說話，並不能真正反映老百姓的要求、呼聲和特殊利益；最重要的民主權利（選舉權）則被委任製和變相的委任製大打折扣；如果再聯係到經濟生活中每個勞動者被緊緊地拴在一個崗位上，用完成上級法定的生產計劃取得每人一份的平均工資（在中下層，勞動者報酬平均主義色彩甚濃），沒有什麼主動發展的自由，等等。人民民主權利所剩幾多？他們每個人的就i、工資、住房、受教育等等均由國家統一安排，除了國家提供的可能性之外，個人不可能有別的選擇機會。
如此下去，是否就加強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政權？否。如此下去，其結果便是黨權、政權脫離社會，官員脫離人民群眾。為何幹部脫離群眾？因為選舉製流於形式，委任製被濫用。毛澤東提問說：“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相當一部分幹部的權力實際上不是人民給的，而是上級、領導、組織部門給的，你叫他怎麼能很好地向人民負責，反映人民的願望和要求，根據人民的意誌辦事呢？老百姓怎麼看他，對他來說是無所謂的。“你能拿我怎麼樣？！”他們養成的政治習氣是向上負責，唯上是從，看上級的臉色辦事，甚至巴結領導，尋找靠山。這有什麼奇怪呢？
在這種體製之下，那些阿諛奉承、趨炎附勢的心術不正者，那些口頭上髙喊黨性、革命的利益而深藏個人野心者，那些唯唯諾諾、隨波逐流的風派人物和庸人，就容易有機會爬上領導崗位’任人唯親、搞裙帶風、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特別是排斥、打擊和陷害有真才實學、敢講真話、真正忠於社會主義、忠於人民利益的良才，種種舊官場惡習，也會被引進社會主義的政治舞台上。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和國家政權的人民性便會因脫離廣大人民群眾而發生蛻變。
“脫離群眾”——有多少人認真體會其中的含義、分量和利害呢？可是蘇東共產黨丟失了政權不正是因為這一條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中國之千年古訓，於今還有用否？
（三）名義上的聯邦製，實際上的單一製：黨的組織原則與國家結構的矛盾
蘇聯成立時，在國家結構上采取的是聯邦製的形式。但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製。黨是領導國家的。於是發生了聯邦製與民主集中製的關係問題。
按照1924年蘇聯憲法，各加盟共和國是享有主權的國家，在憲法所規定的範圍和聯盟所屬的職權的限製之外，均有權獨立行使自己的國家權力。它理應不同於單一製國家的一般的地方行政單位。
按照俄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製，則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而且是絕對服從）。俄共八大決議就明確提出，建立聯邦製國家並不意味著黨也實行聯邦製，決定指出必須有統一集中的共產黨’各蘇維埃共和國黨的一切工作由俄共中央統一領導。八大之後先後通過的三個黨章中也作了明確的相應的規定。
這樣，聯邦製和民主集中製之間就存在明顯的矛盾。列寧曾力圖把二者在實踐上結合起來，如主張中央不要過多地委任地方行政機關的負責人；主張地方行政機關實行雙重從屬製，既從屬於上級和中央機關，又從屬於地方蘇維埃權力機關；在黨內組織關係上，一切黨組織對地方性的問題有自主決定的權力。
斯大林當政以後，在黨內加強集中的同時，使聯邦製名存實亡，加盟共和國在經濟管理權、立法權、行政區劃分的各種權力均受到削弱，聯邦製國家實際上變成了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單一製國家。
特別是在組織人事問題上，加盟共和國的國家領導人通常是由黨中央委派加盟共和國黨中央領導人兼任。根據民主集中製，他們自然要服從聯共（布）中央的領導，執行中央的決定。因此，聯邦製變成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製；而這種中央集權說到底是黨中央集權。
蘇聯又常把民族矛盾、民族問題等同於階級鬥爭問題，把任何謀求本民族的利益（包括合理的利益和要求）的努力統統斥之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加以無情的鎮壓。所以，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要能夠在斯大林體製下保持其地位，往往要以放棄本民族的某些自主權和正當權益作為交換。
斯大林在解決中央和地方、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上也作過某些努力，有過建樹，如提出兩院製和兩院平權的思想。但理論、原則、根本製度常與實際、具體製度和政策措施相脫節。如蘇聯曆來憲法均規定各民族的自願聯合、權利平等、自由退出的幾項原則，但實際得到貫徹了嗎？對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強行合並，對韃靼人、日耳曼人等民族的強迫遷徙’是粗暴踐踏非俄羅斯民族的平等權利的典型例子。
蘇聯解體於民族矛盾的總爆發、民族分立的巨浪之中。斯大林時期在民族問題上所犯的一係列錯誤，成為其繼任者幾十年也消化不了的苦果！
（四）黨內民主製度和集體領導製度的破壞，個人集權製的形成
1922年4月俄共（布）設立了總書記職位。斯大林擔起此任。總書記者，秘書長也。設立此職本為協調黨中央內各部門的工作，並非為了確立總書記本人獨一無二的領袖地位。但斯大林是惟一的黨中央三個主要機構（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的成員。他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上，盡管他不是眾望所歸的中心人物。在列寧去世後的最初幾年裏，重實際、有很強組織能力又擅權的斯大林，謹慎、棘競業業地組織其權力基礎。他談論著集體領導的重要性，談論著領袖脫離群眾的危險性。此時黨內發生兩次重大的鬥爭，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先後被排除出政治局，列寧在世時的政治局委員隻有斯大林一人留任此職。新進政治局者的資曆、名氣均不如斯大林。斯大林的個人集權、個人崇拜開始了。
他不按期召開黨代會和中央全會。他把工作機構、辦事機構置於權力機關、領導機關之上。在聯共（布）形成了一個與黨章規定相違背的領導體製、權力體製。這個權力金字塔自下而上是：全黨組織和黨的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斯大林辦公室——總書記。總書記斯大林處於權力的頂端，成了發號施令、裁決一切的領袖。
令人深思的是，這種權力關係之被扭曲、被倒置，並非聯共（布）一黨的現象。長期以來，有多少共產黨人在這個問題上竟也習以為常。可是又有誰能說黨章的規定不對呢？
在黨內鬥爭中擊敗了政敵的斯大林，從20年代末開始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在全盤農業集體化運動中，提出從限製富農向消滅富農階級過渡這樣一個有曆史轉折意義的政策轉變的，不是黨的代表大會，也不是中央全會或政治局，而是斯大林個人；在基洛夫被刺之後，斯大林竟未經政治局集體討論便發出了在全國進行大清洗的如此重要的文件；斯大林甚至以個人的名義發出召開十八大的通知。至此，黨的集體領導機關實際上由決策機關變為谘詢機構了。
個人集權製的形成、個人專斷作風的強化，是以個人崇拜為思想條件的，個人崇拜思想同時又反過來助長個人崇拜的盛行。衛國戰爭勝利後，斯大林威望提高了。他不僅接受，而且製造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他甚至心安理得在自己的傳略上加上“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寧”等語。他簽署命令為自己建立大型紀念碑。從1929年底斯大林50大壽全國為之祝壽開始至斯大林去世，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裏，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成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準則，成為蘇聯的臣民們必須遵守的法律，成了任用幹部的標準。
（五）不受監督和製約的權力走向腐敗、走向專橫多年來，我們常以“髙度集權”來說明斯大林體製的特征。一般地說，這是可以的。本文也沿用這一概念。但這麼定性，隻揭露其現象，還不能同時揭示其根源。其實，斯大林政治體製最突出的特點有二：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國家安全機關隻對斯大林一人負責，被賦予特殊的權力，可以對全社會、包括高層領導人進行嚴密的監控和無法無天的鎮壓。
加強對黨和國家的監督，是列寧晚年改革主張的重要內容。列寧故去後的幾年中，聯共（布）對監察工作還比較重視。中央監委在反對黨內官僚主義分子、腐敗分子和個別黨員幹部濫用權力中，曾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此時監委的權限、獨立性已開始受到削弱。黨的十七大決定把黨和國家監督機構重新分開，又經過十八大的決議，監察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逐步下降，黨的監委的地位由與同級黨委平行變成其下設機構，在同級黨委領導下工作；失去了製定和監督製定黨的政策的權力，變成了隻檢查黨風黨紀、追究和處理違紀黨員的機關；監察機關的領導人由選舉產生改為委派同級黨委領導成員擔任。以前分布頗廣的監察小組網被取消，不再吸收普通工農分子參加監察工作了。這樣，由於監督製度和機構極不健全，權力缺乏應有製約，黨政幹部不受監督，怎麼能杜絕幹部以權謀私、違法亂紀種種腐敗現象？在這種體製之下，斯大林的個人專權更是難以避免的了。
蘇聯這種體製幾乎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所沿用。中心的問題是被監督者領導著監督者來監督自己！監督者被籠罩在被監督者的權勢之下，沒有相應的權力。於是，人們所期望的清明廉正的政治就隻有寄托於當政者的民主素養和道德良心上。然而權力的腐蝕作用卻是如此的巨大，在權力失去監督和約束的條件下，開明、民主的領導者變成了獨斷專行者並不鮮見。
在此種體製下，就容易產生幹部的特殊化，甚至形成特權階層和大大小小的權勢集團。在斯大林時期，最低和最高工資之比例到了1：50的程度。還有種種特殊待遇。特別是高層官員的特供商店、內部餐廳、豪華的住宅、風景秀麗的別墅、帶花園的遊泳池和第一流的療養院，以及過於森嚴的高幹保衛製度等等物質的和精神的特殊待遇，怕是用錢數難以計算清楚的。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為何權力還存在如此特別的誘惑力？對於品德不高、情操不純正的人來說，決不像他們掛在嘴邊的口頭禪那樣——“多為黨為人民做些工作”。心照不宣的是權力背後存在著公開的、不公開的或半公開的特殊利益。而如果有權就有特殊利益，權越大特殊利益就越大，一些人就會違背道德良心，不顧一切地追逐權力，以致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等舊官場上的腐敗現象也被搬到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中來。
奧塔·錫克對這個問題曾有生動的描述和透徹的評析。他寫道，官僚機構本身擁有巨大的權力，可以決定下屬國家機構的領導人選，可以任意決定其經濟生活和政治前景，甚至可以暴露別人的隱私，“這便使社會上許多人產生了一種羨慕之心和吸引力，向往成為這個機構中的人。這樣，在黨的機構內，也開始出現往上爬的鬥爭……”人們“忽視黨由於壟斷了一切權力而出現了官僚化”、“忽視了掌握管理職能和政權職能的官僚們的特殊權勢已經產生”，高估了共產黨在才能和道德上的成熟程度，不懂得這種權勢利益是不可能通過教育和下麵的批評而克服的，造成了缺乏監督機製。一旦特權階層形成，他們自然不願意接受約束和監督了。
不受監督和約束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走向專橫。蘇聯國家安全機構被賦予特殊的權力，對全社會、包括黨和國家高層領導人進行嚴密的監控和無法無天的鎮壓，說明了這一結論可謂“顛撲不破”的真理。
曾經為蘇維埃新生政權的鞏固作出重要貢獻的蘇聯國家安全機關，到了30年代，在斯大林的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強化國家暴力鎮壓職能的理論指導下，被賦予特殊的權力，得到了畸形的惡性的發展，變成了實行“大清洗”、“大鎮壓”的機器。
常說的“大清洗”、“大鎮壓”，廣義而言始於20年代末、30年代初，其高潮是1936—1938年震驚世界的先後對“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案”、“托洛茨基平行總部案”、“右傾和托派反蘇聯盟案”的三次大審判，尾聲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發生的“列寧格勒事件”和“醫生謀殺案”。前後延續20餘年，席卷整個蘇聯。在鎮壓“間諜”、“特務”、“暗害分子”和“人民的敵人”的名義下，對黨和國家、軍隊的各級領導人、傑出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以及成千上萬無辜的老百姓，乃至於兄弟黨的領導人和活動家，實行逮捕、判刑、監禁、槍決。受迫害和鎮壓的人數有多少？至今未見官方公布的確切資料。有各種估計和推測。布熱津斯基估計，“單就1937—1938年期間，有100萬人逐個被槍決，另有200萬人死於勞改營，在20年代後期斯大林掌權後的前幾年還有100萬被處決。在集體化期間和人為引起的30年代初的大饑荒中，有幾百萬人死亡。”“盡管被斯大林處死的確切數字將永遠無法獲知，但估計在2000萬到2500萬的範圍內，這不會是誇大的。”1991年6月，時任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公布說，目前已査明，1920到1953年期間，在蘇聯約有420萬人受到鎮壓。其中200多萬人是在1937—1938年受到鎮壓的。這個數字與麥德維傑夫的估計較為接近。“根據最謹慎的估計，1936—1939年受迫害的政治犯不少於四五百萬人，其中至少50萬人很快就被槍決了。”麥德維傑夫同時作了比較，他寫道：“俄國19世紀，在100年中由於政治原因被處死的有幾十人，死在監獄裏和流放地的‘政治犯’有幾百名（最多幾千名）。”
這是多麼沉重而慘烈的曆史！然而我們現在還不時可以聽到這樣的說法，斯大林是搞了“肅反擴大化”（？）但同時也鎮壓了反革命呀；斯大林要搞工業化，不這麼幹怎麼掃清障礙呢？（！）莫非這就是理論家的理智和曆史學家的冷靜？！莫非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要用千百萬人的屍骨來鋪墊？而人類隻有用頭顱作酒杯，才能飲下文明的美酒？可惜當年列寧急迫地搞社會主義革命，他所追求的是使俄國在追趕西方文明中走一條“最少痛苦的道路”！
國家安全機構是斯大林搞“大清洗”的最重要武器。它淩駕於黨和國家之上，不受黨和國家機關（包括法院和檢察長）的監督，不受法律的製約，可以逮捕包括黨中央委員和地方黨委書記在內的任何黨政領導幹部。它包攬了從逮捕、偵査、審判、監禁到處決的整個司法程序，擁有種種重要特權：如通過集中行使公、檢、法三方麵職權的特殊機構——“特別會議”及其下屬的“三人小組”，對被認為“危害社會的人”采取流放、驅逐出境、監禁等刑罰；對“國事罪案件”的偵査和審理采用不遵循訴訟程序的“特別程序”，不準上訴，不準申請赦免，判處最高刑罰——處決；對被告進行刑訊逼供、欺騙、恐嚇，以被告口供作為定罪的主要證據，等等。
斯大林控製的這個國家安全機構，擁有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的一整套龐大的、自成係統的機構，獨立於黨政機關之外。在大城市、州的中心建立內務局，在各大中企業、機關、學校建立內務科（處），在人民群眾中組織情報員和告密員網。這個情報網實際上監督著一切組織，直至聯共（布）中央，包括高層領導人。甚至黨內委派領導幹部也要事先征得其同意。它還擁有自己的師團、幾十萬裝備精良的警衛幹部和幾萬內務軍官，成為一支“對內的武裝部隊”。
無疑，這是一支在保衛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旗號下，為斯大林個人專權，控製全黨和全國，鎮壓反對派服務的特別部隊。它侵害著社會健康的肌體，毒化了社會空氣，破壞了黨內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活。在安全機關肆虐的地方，還能談得上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製嗎？
大鎮壓運動造成的後果是難以估量的，它可以說是最終置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於死地的硬傷，一個事過半個世紀也難以愈合的硬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民主派中，不少人就是大清洗受害者的後代。直至90年代中期的競選運動中，葉利欽還利用其掌握的媒體反複再現斯大林時期大恐怖的情景而使蘇共的繼承者——俄共處於難以爭辯的被動尷尬的地位。它不僅使蘇共丟失了政權，而且使它難以複興。有誰會歡迎那種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日子呢？
三、框框未曾打破：改良使模式趨於“成熟”；“成熟”使社會潛伏危機
從斯大林去世，到戈爾巴喬夫上台主政，相隔30餘年，蘇聯的政治製度和體製有無變化？有什麼性質的變化？戈爾巴喬夫的前任們給他留下了什麼樣的社會政治遺產？這些問題與研究蘇聯政治劇變關係甚大。
（一）有改善、改良，無重大突破和模式轉換
這裏把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兩個時期放在一起，是著眼於如小標題所表明的兩個時期的共同點。自然是同中有異，在大同中有明顯的差別。總的說，赫魯曉夫雖然毛毛躁躁、反複多變，但他是推進改革的；勃列日涅夫雖然較為穩妥，但他趨於守舊，若以赫魯曉夫時期為起點，有的方麵甚至是倒退的。
赫魯曉夫時期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有幾件事是有積極意義、必須加以肯定的。
第一，批判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結束了將個人崇拜作為蘇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準則的不正常現象；客觀上開始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解放運動，結束了以斯大林模式為社會主義的惟一模式、以蘇共為國際共運中心的曆史階段。自此，許多國家的共產黨走上了擺脫斯大林的某些教條、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平反冤假錯案，整頓改組國家安全機關。蘇共對30年代以來的案件都重新審查，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的平反和恢複名譽的工作。據有關材料估計，從1956—1957年，約有七八百萬人從勞改營或監獄被釋放回家，另有五六百萬死者得到平反昭雪。據1957年5月蘇聯副總檢察長庫德裏雅采夫稱，自斯大林逝世以後，在押犯人已有70%以上被釋放，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已有2/3被解散。在50年代，蘇聯還宣布了三次大赦。這對於糾正斯大林時期破壞法製的錯誤，恢複和加強法製起了積極作用。與此同時，蘇聯撤銷了內務部直屬的“特別會議”，取消了對國事罪案件進行偵查和審理的“特別程序”，對國家安全機構進行調整，大大降低和限製其地位和職權，結束其淩駕於黨和國家之上、無法無天、恣意妄為的局麵。
第三，實行幹部任期和更換製度。二十二大黨章具體規定了按一定比例定期更換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盡管其規定和具體措施對幹部隊伍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考慮不周，這一製度對於衝破幹部職務終身製、防止權力過於集中，對於幹部的年輕化和知識化的意義也是應該給予足夠的評價的。
赫魯曉夫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確也存在不妥、不穩、走極端、草率從事的毛病。1957年的工業、建築業改組盡管有擴大地方權限的合理因素，但它走過了頭，使國民經濟出現混亂。蘇聯人評價這次改組是一次“沒有經過周密思考、沒有仔細權衡、沒有經過實際試驗的改組”。而1962年改組黨的組織，按生產原則建立工業黨和農業黨，更是一個重大失誤，西方學者稱，這是赫魯曉夫無數改革中最大膽的也許是考慮最不周到的一項改革。
勃列日涅夫對赫魯曉夫的改革進行“糾偏”，合並工業黨組織和農業黨組織，重新按地區建立統一的黨組織和領導機關；撤銷經濟行政區，恢複傳統的部門管理體製——這兩項從扭轉赫魯曉夫的失誤弓丨起的混亂、恢複社會政治安定方麵來講，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而另一項——廢除按比例更換幹部的製度雖然也有上述的意義，但過分強調幹部隊伍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其引起的消極後果則是不能低估的。這一點，我們在後麵再分析。
說赫魯曉夫推進改革，勃列日涅夫趨於保守，是他們二者之間相對而言。赫魯曉夫的改革，並未突破斯大林體製的框架；勃列日涅夫的守舊，也並非完全回到斯大林那裏去，他對傳統體製也有改良、革新。簡言之，斯大林之後的30年間，蘇聯的社會民主和黨內民主是有些微進步的，傳統體製得到改良、改善。比如，集體領導有某些恢複’黨內鬥爭也沒再重演斯大林那種讓反對派人頭落地的慘劇，社會民主監督多少有了加強，社會組織、群眾團體的地位也有一定提高。
但變中有不變。政治體製的基本框架不變。共產黨一黨獨存、一黨執政的製度不變；國家政權、社會的權力高度集中於共產黨的狀況不變；權力缺乏約束和有效的監督，特別是高層領導集團的權力不受監督的製度不變；用克格勃來控製社會政治生活的做法不變；幹部的任免實際上普遍采用委任製的狀況不變；集體領導雖有所恢複，但個人集權劣根未除——蘇聯政治體製沒有出現模式的轉換。布魯斯指出，斯大林之後，蘇聯在總體上並沒有發生運行體製的基本改革，沒有在企業和中央一級進行體製民主化的改革，“後斯大林時期的國家主義模式，也沒有出現新的特征”。他是從社會化標準來評價的。
（二）改良之下模式“成熟”；“成熟”之中潛伏危機
蘇聯的社會主義如果在戰後再長期按斯大林那一套，那肯定是搞不下去了。千百萬人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命，億萬人長期生活在恐怖之中，有很強忍耐力的俄國人也難以再忍受下去了。斯大林一去世，俄羅斯大地上，立即發出了“解凍”的呼喊。那不單是文壇的“解凍”，而且是政治思想領域的“解凍”。赫魯曉夫的批判個人崇拜，平反冤假錯案，無論如何起碼是緩解、平息了蘇聯社會的尖銳矛盾和隱性的衝突。然而此時“解凍”、“自由化”思潮和政治勢力還成不了蘇聯政治思想主流，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尚未出現；堅持斯大林體製者則成了孤家寡人，因跟不上時代潮流和蘇聯社會前進的步伐而被拋棄。赫魯曉夫跌跌撞撞，左右衝突，反複無常既是其個人經曆、性格所致，更是此時蘇聯社會政治思想狀況使然。在他的幾項措施把蘇聯政治經濟秩序搞亂了的時候，他的同僚和下屬們把他趕出了政壇。
以勃列日涅夫和蘇斯洛夫為代表的蘇聯新領導，血管裏流淌著斯大林體製的血液。他們持重而平庸，務實而缺乏遠見，守舊卻善權術。他們懂得為了維護其代表的權勢階層，既要糾赫氏之“偏”，又不能一切照舊。為了維護原體製的基本原則，必須革除其過於顯眼的弊端，使其完善和成熟起來。西方人謂之為“改良型”的蘇聯模式，是“新斯大林主義”。
美國政治學家馬·拉科夫斯基認為，斯大林之後，“統治階級恢複統一並非意味著回到斯大林主義，中央機構不再靠大量的恐怖活動來行使權力，壓製各種特殊的利益……社會的聚合力，不僅是建立在鎮壓的基礎上，還建立在各種社會集團勉強的意見一致的基礎上，這是斯大林之後的社會的特點”。這是其改良而成熟的基本含義，對黨內反對派和社會上的不同政見者派別，均“不再靠大量的恐怖活動”，文明的政治鬥爭手段也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