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今年以來的政治危機，圍繞製憲和大選問題有其廣闊和深刻的背景，並非某些政治家為實現個人野心而人為挑起的，僅用個人權力之爭不能得到完全的解釋。
如前所述，製憲問題是必然要提出來的任務。確定什麼樣的政治結構、政治體係，是確立何種社會製度難以避開的重大問題。是議會製還是總統製？這裏明顯地與葉、哈等人的個人權力糾纏在一起，但其對俄國社會發展的意義遠遠超出個人權力之爭問題。
再如，人代會是“8·19”以前（1990年5、6月間）選舉產生的。當時1041名代表，登記為共產黨員身份的有912名。“8·19”以後一直未改選。這種構成同後來俄社會政治力量的對比是不相適應的。因此出現了維護與要求取消、解散人代會之爭，舉行新的議會選舉也是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組合的必然結果。要不要人代會和蘇維埃的鬥爭是涉及確立什麼樣的政治製度、政治體係的問題。
蘇聯解體之後仍然存在的各級蘇維埃，不僅是一種形式、一個名稱問題，在許多人的觀念中，仍然是把它當作一個“議行合一”、要掌握全部權力的實體，或者說，力爭把它變成這種實體。
十月事件還帶有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性質。回過頭來看，蘇聯（俄國）社會主義的瓦解是分階段的：第一階段是戈爾巴喬夫上台，用“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代替傳統的社會主義，以戈為代表的中派代替傳統派上升為主流派；第二階段是“8·19”事變和蘇聯的解體，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民主派”——右翼的政治勢力上升為主流派。“8·19”事變既是代表傳統社會主義政治勢力的又一次失敗，也是以戈為代表的中派的失敗。盡管中央政治權力轉移了，社會主義卻遠未消失：一是政治製度、政治體製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以公有製為主要特征的經濟製度則原封不動；二是權力機構沒有完全解決，作為原政治製度的支柱之--蘇維埃依然存在；三是代表廣義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勢力，在經受嚴重打擊、陷於瓦解之後又重新集合起來，社會主義是其旗幟，恢複蘇維埃是其重要政治目標。
葉利欽反共不僅是一種策略，而是有實實在在的內容的。他在“4·25”全民公決中舉起反共的旗號，在十月事件中進一步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勢力作為主要的打擊對象，追捕安皮洛夫、査禁左翼報刊、遷移列寧博物館、以及遷移列寧陵墓和禁止共產黨參加議會選舉的企圖，都說明事變明顯地具有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性質。指出這一點並不意味著我國應該改變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俄國的睦鄰友好關係的方針。
下邊試對十月事件後俄羅斯政局的發展趨勢作一粗略分析。
總的說，十月事件結束了一年多來俄國雙重政權的局麵，葉利欽又一次保住其權力地位，控製住俄國的局勢。事變之後俄國可能出現相對穩定的政局，因為一時沒有強大的有組織的力量來動搖葉利欽的統治地位。但是，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仍會反複出現，局部衝突還可能發生。
十月事件後的葉利欽政權，將麵臨著六對矛盾（關係）需要解決，政局穩定與否將決定於如何處理互相交織著的這些矛盾。
第一，行政權力與立法權力機關的關係。十月事件前的兩權對抗是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法製不健全、兩派對改革方針、政策發生分歧等）形成的。事變結束了這一局麵，總統的權力得到加強。但是，西方的製約，當今世界的民主潮流，俄羅斯近年來形成的政治局麵，都使被許多人認為有專製和獨裁傾向的葉利欽難以實行個人獨裁；未來的新議會既不可能同總統勢不兩立，也不可能成為總統的馴服工具，不可能隻是谘詢性質的。另一方麵，俄國長期的曆史傳統，今日俄國政治經濟形勢對於強人政治的要求，又使俄國短時期內難以建立起西方式的議會民主製。激烈反對派的活動特別是非正常的政治鬥爭活動方式將受到抑製和打擊，但議會反對派將繼續存在，在總統、政府與議會關係較正常的條件下，也許會出現總統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分歧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