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十月事件是蘇聯“8·19”事變的繼續，是蘇聯解體後俄國社會矛盾發展的結果，是社會政治鬥爭、特別是總統、政府與議會鬥爭激化的產物。
十月事件的性質同兩年來鬥爭的性質是聯係在一起的。無疑，從鬥爭的過程和內容看，這場鬥爭包含著權力之爭，並且權力之爭的成分越來越大，越來越突出和明朗，但其實質應該說是關於俄國確立什麼社會製度，選擇什麼發展道路之爭。權力之爭是這個鬥爭的集中表現。
“8·19”事件和蘇聯的解體，標誌著蘇聯傳統的社會主義體製被拋棄和蘇共掌權地位的喪失，俄羅斯社會正向著另一種社會製度過渡。然而，這個社會向何處過渡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就是說，俄國將建立什麼樣的社會製度，如建立什麼樣的經濟模式、建立什麼樣的政治結構、政治體係、確立什麼樣的外交戰略等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這個過渡時期的初期，被否定的、被“破”的東西是比較明朗的，而“立”什麼製度隻是依稀可辨。比如，傳統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產品經濟模式被否定了，但建立什麼樣的市場經濟模式？原來的單一性的公有製被否定了，但建立哪一種經濟成分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共產黨一黨獨存、一黨單獨執政的政黨製度被否定了，但形成什麼樣的多黨製？一黨高度集權、“議行合一”的政權體製被否定了，但建立什麼樣的權力製衡體製？在對外戰略上，在俄羅斯重新崛起之前，傳統的俄羅斯霸權主義不能不放棄了，但以什麼主張（“歐洲主義”、“歐亞派”、“東方派”）作為外交指導思想？等等，都是未知數。
已知數是有的。如市場經濟、多種經濟成分、多黨製、權力製衡體製等。已知數反映的是俄國當前社會在這個階段上的某種程度的共識。為什麼有這些未知數？因為存在著不同利益的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有不同的主張，並且為實現自己的主張而展開鬥爭，而各派、包括掌握著主要的政治權力的派別在一定的階段又沒有足夠的力量使社會普遍接受自己的主張。各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爭奪政治權力是為了實現其綱領、主張、方針、政策，使俄國確立起符合本階層和社會集團的利益的社會製度，使俄國社會朝著實現其利益的道路發展。爭奪權力的鬥爭表麵上是個人之間的爭權奪利，實際上他們是作為階級和階層的政治代表出現的。哈斯布拉托夫曾是葉利欽在“8·19”事件中的密切合作者，副總統魯茨科伊則是葉競選總統時的夥伴。他們從政治上的合作到發生分歧，到成為勢不兩立的政敵，正是反映了俄國社會在急劇動蕩和轉折時期的不同階級、集團在選擇社會發展道路上的明爭暗鬥。這個鬥爭越來越帶有個人爭權奪利的色彩和性質，但個人權力之爭也始終受到其代表的不同階層和集團的壓力、影響、製約，乃至於決定的。即使個人野心家，一旦失去其社會支持便會被拋棄。
在分析鬥爭的性質時，筆者認為要考慮廣闊的社會背景。這場鬥爭主要是在總統、政府與議會之間進行，鬥爭的主要舞台是議會。但實際上整個社會各個政治派別都卷進來了。鬥爭的雙方都把議會內和議會外的鬥爭結合起來。在十月事件中，作為總統和政府的反對派，其代表人物是曾經以建設性的反對派首領出現的議長和副總統，而其基幹隊伍則主要是議會內外的激烈的反對派——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左翼政治勢力。
還必須提到，這裏說的社會製度不僅是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對立的根本製度，而且指政治經濟領域的各種具體製度，如政治上的議會製或總統製，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經濟製度或社會市場經濟一度都屬於廣義上的不同社會製度；這裏說的發展道路不僅指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還包括同一根本製度下的不同發展道路。
我們再從鬥爭的內容來分析鬥爭的性質。
第一，關於經濟改革問題。這是鬥爭的觸發點和去年鬥爭的主要之點。這裏既包含改革的方式、方法之爭，也包含著建立什麼樣的經濟發展模式、什麼樣的經濟製度、體製和政策之爭。葉利欽和政府采用“休克療法”，模仿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社會危機沒有緩解，反而加重加深了。議會領導人主張漸進的、分階段的改革，反對“休克療法”。正是主要由於這個原因才使鬥爭逐步激化。議會反對派力圖限製總統權力、改組政府是為實現其經濟改革的主張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