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羅斯社會處於極不穩定的過渡狀態，社會發展道路和擺脫危機的出路之爭集中表現為權力之爭
在“8·19”事變和蘇聯解體中，蘇聯傳統的社會主義製度被拋棄，蘇共失去了掌權地位，俄羅斯社會處於向另一種社會製度的過渡。在社會的急劇轉變時期，經過七十年高度集中統一，在國家機器、黨的鐵的組織紀律作用下，長期板結的俄羅斯社會，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的動蕩之後，又進一步劇烈分化。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重新集結、組合、反複改組，結為千餘個政黨、運動、組織，形成了俄羅斯曆史上第二次建黨高潮（第一次是在1905年革命中）。截至1992年6月，在較大的25個政黨中，有20個是“8·19”之後正式向政府登記的。1992年6月“公民聯盟”的成立，標誌著俄羅斯“左”中右這種大的政治分野基本明朗。
在這個過渡時期，各派政治勢力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激烈鬥爭。鬥爭越來越明顯地表現為爭奪政治權力。為什麼說這個權力之爭實際上是俄羅斯社會發展道路之爭呢？
第一，俄羅斯社會正處於過渡時期。但是這個社會向何處去並沒有解決，就是說，俄羅斯將建立什麼樣的社會製度，如建立什麼樣的經濟模式（特別是所有製結構、經濟運行機製）、建立什麼樣的政權結構、政權體係，確立什麼樣的外交戰略等並沒有解決。在這個問題上，各個社會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有不同的利益，因而有著不同的觀點、綱領和政策，並力圖使社會接受自己的主張，不言而喻，這隻有通過掌握政治權力來保障來實現。而上升為掌權派的、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民主派”，又沒有足夠的力量有效地控製俄羅斯、按照自己擬想中的模式來重新塑造俄羅斯，沒有能力使俄羅斯走出困境，於是，為使俄羅斯按照本階級、階層或集團的要求發展而展開的權力鬥爭就不可避免地激烈起來。
第二，葉利欽在這場鬥爭中節節敗退、哈斯布拉托夫步步進逼最基本的原因是前者領導的經濟變革不斷遭到失敗，從而不僅不能使俄羅斯社會的深重危機得到緩解，反而加重了這種危機。經濟變革方針問題是總統、政府同“建設性反對派”鬥爭的最突出問題，也是決定鬥爭勝負的關鍵性問題。哈斯布拉托夫在第九次非常人代會上說，危機的主要根源是第一階段的經濟改革沒有取得成效。這個看法還是合乎實際的。現在看來，總統、政府實行的“休克療法”、加速私有化、依靠西方推進經濟變革的方針同以公民聯盟為代表的“建設性的反對派”提出的，加強國家的宏觀控製、把強大的國有經濟成分同其他經濟成分結合起來，逐步地、有步驟地實行私有化，不把經濟變革的成功寄托在西方身上的方針的區別，不僅僅是“急進”與“漸進”的方針和方法上的區別，而是帶有建立什麼樣的模式、帶有方向性的分歧。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發展道路、模式的分歧將會越來越清楚。俄羅斯人代會從1991年授予總統決定大政方針（包括組織政府的人事大權）的“補充權力”，到1992年4月六次人代會、同年12月的七次人代會要求收回“補充權力”、限製總統權力，到1993年3月要求彈劾總統，都是隨著葉利欽的經濟變革計劃接連失敗、俄羅斯經濟狀況不斷惡化而出現的。
第三，當前的政治危機，單用個人的權力之爭不能得到較為完全的解釋，它有著廣闊和深刻的背景。首先是現在的人代會是在“8·19”以前，在1990年5、6月間選舉產生的。當時1041名代表（空缺27名）中，登記為蘇共黨員的就有912名，約占全體代表的90%。“8·19”之後又一直未改選。這種構成同當前俄社會政治力量的對比不可能是相適應的，盡管人民代表中的共產黨員絕大多數已放棄了共產黨的黨籍而參加了別的黨派。因此，出現了維護與要求取消人代會之爭是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組合的必然結果。其次，現行的憲法是1978年通過，後來經過多次修改的，新的憲法尚未產生。俄羅斯應該立什麼樣的政權結構和體製等問題，在新憲法產生過程中，分歧和爭論難以避免。當前的總統與議長之爭，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之爭，突出的問題是總統製與議會製之爭，是建立什麼樣的政權體製之爭，它本身也是俄社會發展道路的爭論；其中明顯有個人權力之爭，是二者錯綜複雜交織在一起的。僅用個人權力之爭還概括不了這一鬥爭的廣闊和深刻的背景。議長哈斯布拉托夫曾是葉利欽在“8·19”事變中的密切合作者，副總統魯茨科伊則是葉競選總統時的夥伴。他們從政治上的合作到發生分歧到成為政敵，反映著俄羅斯社會在急劇的動蕩和轉變時期不同階層、集團在選擇社會發展道路上的明爭暗鬥。可以看到這個鬥爭中越來越帶著個人爭權奪利的色彩和性質，這也是符合一般政治鬥爭的規律的：即使是這樣，這種個人權力鬥爭也始終要受到其代表的不同階層和集團的壓力、影響、製約乃至於決定的。一年來的鬥爭過程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