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 向市場經濟過渡中的俄羅斯政局(2 / 3)

“8·19”以後,俄國各派政治勢力的鬥爭從未停息過。鬥爭集中表現在總統、政府與議長哈斯布拉托夫、副總統魯茨科伊的鬥爭上。鬥爭的主要舞台是議會,即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從1991年6月葉利欽當選為總統以來,這個鬥爭大致可以分為4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1991年“8·19”到同年年底。俄羅斯社會急劇轉變。在經過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的動蕩之後,長期板結的俄羅斯社會進一步劇烈分化。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重新集結、組合、反複改組,出現千餘個政黨、組織、運動,形成了俄國曆史上的第二次建黨高潮。上升為主流派的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民主派內部也開始分裂。1991年11月俄第五次人代會同意葉進行經濟改革,授予總統的補充權力,使其有權決定大政方針和政府組成的人事大權。但總統與副總統之間的政策分歧已經表露。魯茨科伊不同意放開物價的政策。

第二個階段是1992年。鬥爭全麵展開並逐步激化。總統和政府實行以“休克療法”為特征和急進經濟改革方針,一次性地放開物價,加速私有化,加重了經濟危機。據俄國家統計委員會公布的數字,1992年實際國民經濟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約19%,工業產值下降18.8%,通貨膨脹率高達2200%,居民實際收入水平比1992年初下降了44%。議會要求總統和政府修改經改的方針,考慮俄國的情況,實行漸進改革;要求收回總統的補充權力,限製總統權力(但還不是要求搞掉葉利欽);公開要求政府辭職(原葉兼任總理,6月份由蓋達爾代理總理),並於12月的七次人代會由總統提出候選人,經大會選出新的總理切爾諾梅爾金,主持“休克療法”的代總理蓋達爾下台。

第三階段為1993年初至4月25日的全民公決。議會與總統公開對抗。葉發布告公民書,譴責議會搞“違憲政變”,宣布實行總統“特別治理”;議會、副總統、憲法法院院長聲明總統此舉違憲,最高蘇維埃決定彈劾葉利欽。最後雙方妥協。人代會沒通過彈劾葉的提案;葉放棄“特別治理”。4月25日全民公決,葉獲得58%的支持率。全民公決的結果使鬥爭的形勢發生轉折,葉獲得政治上的勝利,擺脫了被動的局麵。

第四個階段是全民公決以後至目前。鬥爭主要圍繞著製定新憲法進行。現行的憲法是1978年通過的,後來又經過多次的修改。

1992年的六次七次人代會,已在製訂什麼樣的憲法草案(是建立議會製體製還是總統製體製)上發生了激烈的鬥爭,但沒有結果。全民公決之後,葉利用政治上的主動權,把人代會、最高蘇維埃、哈斯布拉托夫等人排除在主導地位之外,主持召開了製憲會議,並於7月13日通過了以總統草案為基礎的憲法草案最後文本,從而進一步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議會發動新的攻勢,決定暫停葉5月頒布的擴大私有化命令,否定政府提出的1993年國家預算方案;葉則重頒命令,繼續推行其私有化計劃,責令政府執行原預算方案。議會決定追究第一副總理舒梅科“受賄”的刑事責任,葉則解除了被認為與議會保持接觸的安全部長巴蘭尼科夫的職務。雙方對峙對抗更烈。

葉最近說一場政治大搏鬥將在9月份進行”,預示著圍繞著新的議會大選問題將會是更為激烈的鬥爭。

兩年來複雜尖銳的鬥爭實質是什麼?人們看法有異。不少人認為是權力之爭,也有人認為是改革的方針和方式之爭。筆者認為,從鬥爭的過程看,無疑包含著權力之爭,並且權力之爭的因素越來越突出和明朗,但其實質是關於俄國確立什麼社會製度,選擇什麼發展道路之爭。權力之爭是這個鬥爭的集中表現。

第一,各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爭奪政治權力是為了實現其綱領、主張、方針、政策,使俄國確立起符合本階層和社會集團的利益的社會製度,使俄國社會朝著實現其利益的道路發展。爭奪權力的鬥爭表麵上是個人之間的爭權奪利,實際上他們是作為階級和階層的政治代表出現的。哈斯布拉托夫曾是葉利欽在“8·19”事變中的密切合作者,副總統魯茨科伊則是葉競選總統時的夥伴。他們從政治上的合作到發生分歧,到成為勢不兩立的政敵,正是反映了俄國社會在急劇動蕩和轉折時期的不同階級、集團在選擇社會發展道路上的明爭暗鬥。這個鬥爭越來越帶有個人爭權奪利的色彩和性質;但個人權力之爭也始終受到其代表的不同階層和集團的壓力、影響、製約,乃至於決定。即使個人野心窣,一旦失去其社會支持便會被拋棄。

第二,從1992年年初直至全民公決前,葉在鬥爭中幾乎是節節敗退,而哈等則步步進逼,究其基本原因是葉主持領導的經濟改革不斷遭到挫折,社會危機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重加深了。正是主要由於這個原因才使鬥爭熾熱起來。議會反對派力圖限製總統權力、改組政府是為實現其經濟改革的主張服務的。

第三,1993年以來的政治危機,圍繞製憲和大選問題,有其廣闊和深刻的背景,並非某些政治家為實現個人野心而人為挑起的,僅用個人權力之爭不能得到完全的解釋。

如前所述,製憲問題是必然要提出來的任務。製定什麼樣的政治結構、政治體係,是確立何種社會製度難以避開的重大問題。這裏明顯地與葉、哈等人的個人權力糾纏在一起,但其對俄國社會發展的意義遠遠超出個人權力之爭問題。

再如,現在的人代會是“8·19”以前(1990年5、6月間)選舉產生的。當時1041名代表,登記為共產黨員身份的有912名。“8·19”以後一直未改選。這種構成同後來俄社會政治力量的對比是不相適應的。因此,出現了維護與要求取消、解散人代會之爭,舉行新的議會選舉也是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組合的必然結果。

三、妥協與穩定

兩年來,俄國的政局一方麵是各派政治勢力一輪又一輪的爭鬥、較量,另一方麵出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妥協:

在1992年4月的六次人代會上,議會就想通過修憲奪回總統的補充權力:不讓總統兼任其他職務,不能解散議會,不能連任兩屆以上,未經議會同意不能任命總理和其他成員。葉堅決反對。最後雙方折衷:議會不要求取消總統的補充權力,不要求其不兼任總理。這是一次妥協。

同年12月七次人代會期間,總統與議長鬥爭更為激烈。最後還是發表聯合聲明:通過憲法昀手段解決立法機關和執行機關的爭端。人代會暫停執行剛通過的限製總統權限的憲法修正案,葉同意提出數名總理候選人交人代會討論表決。葉本來有可能保住代總理蓋達爾的職位至下屆人代會,但他沒有再次向人代會挑戰,拋棄了蓋達爾而提切爾諾梅爾金為總理候選人,結果切得到大多數代表的讚成票。此前葉還不止一次進行了人事調整,免去了他的一些親信的重要職務,吸取了幾個工業部門領導人到政府中任要職。蓋達爾下台後,又實際上停止了“休克療法”。這是又一次的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