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節 俄國曆史上三種文化的交融、衝突與本世紀末的社會轉型(1 / 3)

俄羅斯社會的走向看來並沒有因總統選舉的結束而變得確定無疑。選舉之後葉利欽的健康狀況,初露端倪的爭奪“接班人”的明爭暗鬥,兩大政治派別的明朗分野,都使社會轉型的前景仍然作為一個問號擺在世人麵前。

根據幾年來的經驗,研究俄羅斯社會轉型的前景,必須研究對社會發展起作用的各種因素:要研究當前俄羅斯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政治代表人物的情況、社會政治心理和政治情緒等紛繁複雜的政治現象;要分析研究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不同社會階層、社會集團經濟利益的矛盾和衝突,經濟變革的進程和經濟形勢;要研究國際環境、國際潮流對俄羅斯社會的影響和衝擊;還必須研究文化對俄羅斯社會演變進程的影響和製約。文化,這是對社會進程起著重要作用的深層次因素。它對俄羅斯社會變遷的影響似比在其他國家顯得更突出和明顯。

可以說,俄羅斯文化並沒有自己的根基。它是在接受東西方文化的影響,或者說是在這兩種文化在俄羅斯大地的交融和衝突中形成的。到19世紀40年代,社會主義文化也開始進入俄羅斯社會。這樣,一個半世紀以來,三種文化在俄國互相排斥、互相衝突’又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給俄羅斯社會、經濟、政治的演變以巨大的深刻的反作用。直至今天,它仍然影響著俄國社會的轉型。由於這個原因,這篇文章不得不把話題扯得遠了一些。

一、俄羅斯民族傳統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俄羅斯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特性是什麼?它是源於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這個問題不管在俄國還是在西方,都存在爭論。我們可以從俄文化的起源和形成過程中尋求答案。

俄羅斯的文明起步較晚。當中國處於文化輝煌的盛唐時代,俄羅斯還沒有自己的文字;而俄羅斯用文字記載自己的曆史,則在司馬遷撰成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一千年之後。其文化形成和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基輔羅斯時期(862—1240)。此時它們接受的主要是拜占庭文化的影響。988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定基督教為國教是俄國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標誌著它結束民族文化遊離於歐洲文化主體之外的狀況,而同歐洲文化接近和結合起來。拜占庭文化繼承了希臘、羅馬的優秀文化遺產,代表了當時歐洲文化的最高水平;但拜占庭帝國的領土包括了埃及和西亞的某些文明土壤,本身就是東西方文化的交界處,其文化也帶有明顯的東方色彩,如它所信奉的基督教就是具有強烈保守性的東正教。故拜占庭文化的影響,促進了基輔羅斯文化的發展,密切了它同歐洲的聯係,也加強了基輔羅斯的封建關係和封建君主的權力,使脫離原始社會不久的基輔羅斯城鄉保留的某些社會民主製度的遺跡喪失了。

基輔羅斯時期之後,羅斯處於長達240年(1240—1480)的蒙古人統治時期。這是俄羅斯文化東方化的極其重要的曆史時期。文化發展水平比落後的羅斯還要落後的蒙古人的入侵和統治,既直接破壞了羅斯的經濟、文化,又破壞了它與西歐的聯係。而此時西歐正從中世紀開始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城市興起,工商業發展,科學出現,文藝複興運動在意大利產生,並逐漸向其他西歐國家傳播,人文主義思想向封建文化發起了衝擊。俄國再次在人類文化發展的大道'上落伍了。它在蒙古人的統治下,沿著亞洲式的封建專製主義道路走下去,東方的色彩越來越濃重了。蒙古的軍事行政組織形式、戶口製度、租賦製度,以及無條件服從王權、土地是國家產業、國王是土地的惟一所有者的觀念,對羅斯有很大的影響,蒙古人對羅斯的統治和管理,還借鑒了典型的東方國家中國的許多製度和辦法。蒙古人建立的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度為以後的俄國的政權體製奠定了基礎。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及其子瓦西裏三世(1505—1533年在位)在打敗蒙古人、完成俄羅斯統一大業中,又因襲了蒙古人舊製,建立了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製度,繼續了俄羅斯文化的東方化傾向。之後,伊凡四世(1533_1584年在位,史稱“伊凡雷帝”)則把專製主義推向極端,形成了沙皇個人的專製統治,東方色彩更濃了。如同普列漢諾夫所指出的,此時“莫斯科羅斯的社會政治製度,同偉大東方專製國家極相仿佛”。

由上述可見,地處歐亞兩洲交界處的俄國,其民族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既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又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東方與西方兩股世界曆史之說在俄羅斯發生碰撞,俄羅斯處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羅斯不是純粹的歐洲民族,也不是純粹的亞洲民族。……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在長期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形成了既不屬於西方,也不完全屬於東方的獨特的俄羅斯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性。“俄羅斯民族是最兩極化的民族”。這種兩極化、矛盾性是其整體文化的總特征,是東西文化矛盾性的體現,也是俄國內部東部與西部、城市與農村、社會的上層與下層文化分化的表現。

就國內環境而言,俄羅斯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特性是長期以來在封建專製主義實行愚民政策、扼殺自由思想的國內政治背景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種政策最突出的表現是嚴厲的書報檢查製度,它在俄國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就產生了。本來,1560年起莫斯科就開始采用了印刷術,但沙皇政府擔心自由思想的傳播而不願推廣。沙皇伊凡四世、亞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多次發布書報檢查條例,設立專門委員會,封禁西方啟蒙學者、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著作,違者便要遭到監禁或流放。1845年,尼古拉一世公布了一部新的刑法,把一切企圖限製沙皇權力和改變現製度的人均定為刑事犯,使俄國發展為警察國家。許多進步思想家、革命者,如十二月黨人、革命民主主義者赫爾岑、別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或遭流放、判終身苦役,或被絞殺。

在上述國內外背景下形成的俄國傳統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具體表現為:

世俗權力高於神的權力,皇權高於教權。彼得一世時確立了由國家管理教會的製度。沙皇為東正教的最高牧首,設立宗教事務管理局管理宗教,高級神職人員必須宣誓效忠沙皇,無條件執行沙皇的旨意。沙皇利用宗教為其專製統治服務,不接受東正教教義被視為反對沙皇的統治。

對皇權的崇拜和對專製製度的順從是俄國普遍的社會心理和重要的民族傳統。這也是“村社傳統”的重要方麵。村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在俄有長久的曆史,成為俄國文化的重要社會基礎。村社一方麵把農民束縛在一個狹窄的小天地中,另一方麵又通過定期平分土地使農民避免分化。農民心目中的權威便是家長——村長——沙皇,自我意識極不發達,村社生活的封閉性養成了農民的閉塞、愚昧、因循守舊、不思變革的心理,服從權力成了傳統習慣,心中的憤懣隻有通過虐待妻子來宣泄。皇權主義的典型例子便是許多農民起義都要打著沙皇的旗號,認為沙皇是好的,地主才是壞的。甚至被稱為帝國主義時代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革命的1905年革命之始,工人們還是抬著神像和沙皇畫像到冬宮請願的。

皇權主義、服從權力、在極權統治下的溫順態度、在艱難困苦中的驚人的承受能力的另一極端、另一方麵是公有意識、平等互助精神和集體精神,對自由的熾熱追求、強烈的、爆發性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情緒、無政府主義傾向。前者是長期的農村公社生活造成的,後者則是嚴酷的極權主義統治引起的。俄國曆史上平地驚雷、突發政治事件的不斷出現,俄國之成為無政府主義鼻祖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的故鄉,都有力地說明了俄羅斯民族傳統文化這種特征。

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大俄羅斯主義、擴張主義經久不衰,世代相傳。這是世人公認的俄羅斯的民族傳統、民族特性。不過俄國人自己稱之為愛國主義。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形成的原因有:在莫斯科公國興起之前受到東西方夾擊的處境產生的不安全感,形成了勵精圖治、奮發自強的民族精神;尋求出海口,既是其生存、發展、與他國交流的需要,也是其不斷擴張、征服其他民族的借口;形成龐大的俄羅斯帝國之後,並沒有給俄國帶來安全感,反而由於被征服的民族越來越多,要防衛的地方也越來越多,於是,國家安全利益又可以成為新的對外征戰的理由,正如俄國曆史學家瓦西裏·克留切夫斯基所公正指出的,俄國的曆史實質就是開拓殖民地的曆史;無可匹敵的遼闊領土,豐富的物產資源,使俄國人十分自覺俄國在國際中的分量;曆史上幾次抗擊強敵入侵的曆史性勝利加強了民族的自信心;獨特的、輝煌的文化成就,更增強了民族自豪感,總覺得自己民族是最偉大的民族。根深蒂固的主宰世界和拯救世人的觀念(彌塞亞)也許是俄羅斯人所特具的。“在猶太人之後,救世主降臨的意識也成為俄羅斯人所特具的,這種意識經過全部俄國曆史直達共產主義”。從16世紀俄國僧侶菲洛費伊將莫斯科比作第三羅馬,到建立起俄羅斯帝國,到指揮第三國際搞世界革命,到自任“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家長,俄國人的救世主觀念生生不息。

俄國人這種民族沙文主義、擴張主義一方麵不斷拓展其領土,另一方麵使其專製主義、極權統治得到維持和強化,使統治者少有精力致力於國內的事情,從而阻滯了俄國的社會進步和發展,使俄國總是落後於世界潮流。

我們之所以用較多的筆墨來講俄羅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特性,是因為這些遺產至今仍在發揮其作用和影響,不了解它,就無法理解近年來俄國發生的事情,無法預測俄羅斯的未來,盡管今日的國內外環境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二、西方文化的引進及其同俄羅斯民族傳統文化的撞擊

當俄羅斯從蒙古人240年的野蠻統治下贏得獨立的時候,西歐各國已經過文藝複興運動並先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科技、文化、經濟迅速發展。俄國被遠遠拋在後邊。同歐洲接壤的俄羅斯,“16世紀以後,它同歐洲各國的每次衝突都使它痛感歐洲文明的優越性。

無論是否願意,它都得想要從歐洲學點東西”。對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的渴求,同日常生活直接相關的西方文化成果的誘惑力,都使俄國貴族和統治者把目光轉向西方。於是,一次又一次的“西化”浪潮衝擊著俄羅斯大地。

17-18世紀是頭一次“西化”浪潮,也是俄文化史上的重要轉折時期。17世紀50年代,年輕的沙皇阿列克賽·米哈依洛維奇率10萬大軍遠征波蘭——立陶宛,軍事的目標未能實現,歐洲的文明卻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其子彼得在他死後7年正式登基。他便是掀起這次“西化”高潮、深刻改變俄國曆史麵貌的彼得大帝。1697年,這位尚武少文、厭華務實的年輕皇帝換裝化名,隨同他組織的西遊取經的200多人大使團,到荷蘭、英國、奧地利等國學習造船,參觀工廠、學校、博物館,訪問科文名士,甚至旁聽(英國)議會辯論,曆時1年5個月。結束了這次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許是獨一無二的壯舉之後,回莫斯科的第二天,他手持剪刀剪去了前來迎駕的大臣們的胡子,開始了包括軍事、行政、經濟、宗教、文化教育等社會一切領域的、長達二十幾年的改革。在文教方麵,他興辦學校,建立劇院、博物館、圖書館,改革文字、曆法和禮儀,大量出版西方著作——他曾下令把千餘種西歐國家許多領域的著作譯為俄文出版。但是,彼得是用東方方式來推行西方文明的。彼得“用野蠻製服了俄國的野蠻”,馬克思是這樣評價的。對於成為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中心人物的親生兒子,他也不徇私情,判處其死刑。

彼得用鐵腕推開了俄國向西的大門之後,西方啟蒙運動的浪潮也隨之波及俄羅斯。這個東方國家也湧現了一批西方新思想的鼓吹者。18世紀中期以後,形成了聲勢頗大的以莫斯科大學為新思想中心的啟蒙思想運動。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著作被大量譯成俄文出版,其中,僅伏爾泰的俄文版著作就有60餘種。俄羅斯開始擺脫中世紀狀態和思想近代化的進程。這種新思想文化運動又對俄國以專製主義、極權統治為特征的上層建築的演變起了推動作用。在這方麵對俄羅斯曆史起過重要影響的是惟一同彼得並稱為“大帝”的葉卡捷琳娜二世。這位來自德國的風姿秀逸的女沙皇從小受到良好的西方式教育,博覽西歐啟蒙學者名著,經常與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等人通信,謙稱自己是伏爾泰的學生,還熱情邀請狄德羅等人到俄訪問,進行了法律等領域的改革,使俄國的“開明專製”進人鼎盛時期,也是俄封建農奴製發展的頂峰。

19世紀上半期,俄國農奴製關係開始瓦解,資本主義因素不斷增長,遍及歐美的自由主義改革浪潮把俄羅斯帝國也卷進去了,新文化在俄羅斯蓬勃興起。俄國貴族中的先進分子受自由主義的影響,提出了憲政和農奴製改革方案,形成了貴族自由主義。1825年發生的十二月黨人的起義是一次貴族革命家運動。其目標是推翻沙皇政府,廢除農奴製,消滅等級製度,實行政治自由,實行開明的憲法或建立中央集權的共和製度。這些青年軍官的思想來源便是西歐的先進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們都參加了反擊拿破侖的遠征,親自接觸過歐洲的民主思想。這是一次力圖用革命的方式把西方文化移植於俄羅斯大地的嚐試。

緊接著30—40年代發生了圍繞著俄國的發展道路問題而展開的著名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論。斯拉夫派認為俄國文化優於西方文化,俄國發展道路完全不同於西歐的道路。其觀點的核心是公社原則’認為農村公社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設想從農村公社過渡到工業公社。他們並非主張複古、維護農奴製度,而是反對無條件地模仿西歐。西方派則認為俄國的惟一出路在於完全實行歐化。在形成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過程中,別林斯基、赫爾岑等人則更多受到西歐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逐漸形成了俄國一種新的社會思潮——革命民主主義、農民社會主義。至50年代,俄國思想界便形成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革命民主主義和專製主義互相鬥爭、互相影響的格局,在政治上便表現為革命、改良和保守的三種政治勢力。俄國麵臨的政治任務便是解放農民。

決定俄國社會作政治選擇的則是沙皇政府在1853—1856年克裏米亞戰爭中的失敗。這次戰爭實際上是封建主義的俄國同資本主義歐洲的較量。作為歐洲反動堡壘的俄國的失敗充分暴露了農奴製俄國的落後、腐敗和無能,並震驚了朝野。於是1861年沙皇頒詔廢除農奴製。這次自上而下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是俄國曆史從封建生產方式過渡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折點,它使俄國進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

總結俄國自彼得改革至20世紀初兩百餘年的文化鬥爭和發展的曆史,可以看到有幾個特點:其一,落後的俄國的進步和發展是在西方文化的衝擊、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時快時慢地進行的,其內在發展邏輯是西方文化的影響—社會經濟生活和經濟結構的變化—政治上層建築的演進,然後在新的基礎進行新的一輪的交融和衝突。

其二,俄國人,不管是開明的沙皇、覺悟的貴族,還是知識分子和各階層的先進分子,熱衷於西方文化,一般都是以承認俄國的落後為前提,以愛國主義為思想基礎,以強國為目標的。

其三,對待西方文化態度上的差異和對立,都集中在尋求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上。

其四,西方文化與俄傳統民族文化碰撞之根源,在於不同社會階層、集團基於不同利益發生的對文化的不同選擇。這種不同選擇最後集中到政治態度上便出現了保守、改良和革命的政治鬥爭。

其五,兩種文化碰撞並沒有動搖俄傳統民族文化的基礎地位,西方文化不能不同俄傳統文化“妥協”s“結合”,如西方自由主義在俄國又變成貴族自由主義和後來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西歐空想社會主義傳入俄國而形成俄農民社會主義等。

其六,西方文化的衝擊始終未能衝垮沙皇的專製主義極權統治’沒有瓦解農村公社這一俄國文化的社會基礎。彼得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本身就是為強化其君主專製統治,1861年改革,斯托雷平的改革在政治上也隻是一種改良和立憲試驗。這後兩次改革主要內容還是在經濟方麵,即使如此,所謂廢除農奴製、解放農民也沒有瓦解村社這一組織形式。1861年改革之後,村社仍包括俄國約90%的農民;1907—1915年在歐俄退出村社的農戶隻約占農戶總數的1/5.上述特點使近代俄國始終建立不起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

三、社會主義文化的興起、發展及其與俄國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係

社會主義文化在俄羅斯的出現,至今已有整整一個半世紀的曆史。同俄國社會和國際社會不同發展階段大體相適應,俄國社會主義有三個發展階段,或者可以說三種不同的社會主義:19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初的農民社會主義;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蘇聯解體之後,是正在形成的以俄共為代表的新型社會主義。